用科学的方式，让三星堆回归“人间”
黄金面具、青铜人像、青铜尊、玉琮、玉璧、金箔、象牙……近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上新”重要考古发现，6座新发现的祭祀坑，目前已出土500余件重要文物。几乎在同时，青年学者萧易《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一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在四川成都首发，这部酝酿多年的“考古宝典”，用科学的方式，破译三星堆文化密码。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1986年，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的横空出现，震惊了世界。那些神秘而诡异的器物，颠覆了此前人们的认知，甚至有人将三星堆文化与玛雅文明、外星人文明联系起来，传得神乎其神。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的一首《蜀道难》，道出了蜀地山高路远的艰险，也侧面反映出唐朝时古蜀文化已经颇为神秘，这就难怪今天的人们难以理解三星堆的存在了。
当年三星堆遗址大量珍贵文物的出土，只是考古工作的开始阶段。种种谜题的破解、文明传奇的讲述，需要踏踏实实地进行长时间的学术研究、分析。如今，经过30多年的研究，特别是结合蜀地更多新的考古发现，三星堆的前生今世正变得越发清晰。
1995年冬天，一座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在成都平原被发现，名曰宝墩遗址。宝墩遗址的外城为不规则的圆角长方形，经过测算，面积达到了惊人的276万平方米。这个数字仅次于陕西榆林石峁古城、浙江余姚良渚古城与山西襄汾陶寺古城，是第四大史前古城。这座四千多年前、相当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巨无霸”，总土方量达到了140万立方米，今天看来依旧是个庞大工程。
三星堆的存在曾经令诸多学者困惑不已，然而通过对比，三星堆出土的宽沿平底尊、浅盘豆、敛口钵、敞口圈足罐等器物，大多是宝墩文化典型陶器，可见三星堆文化与宝墩文化存在一定的延续性。正如《寻蜀记》所说，如果将三星堆文明喻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宝墩文化就是孕育它的土壤。
今天，宝墩古城还在不断带给世人惊喜，但频频发现的城墙、大房子，却掩饰不了宝墩古城少有精美文物出土的尴尬。同为史前古城，良渚古城以精美的玉璜、玉璧、玉琮、玉镯、玉牌、玉钺为代表，陶寺古城则发现了诸如特磬、龙盘、鼍鼓等高规格礼器，而宝墩仅有简单的陶器、石器出土，这也说明蜀地的早期文明程度有限。
既然三星堆的重要源头被找到了，那么它的后继者在哪里呢?《寻蜀记》一书以“从考古看四川”为主题，按照时间线索，对蜀地近五千年的文明进行梳理，给出了答案。
今天在许多城市，我们都能看到太阳神鸟的影子，它自当选为“文化遗产标志”以来，就成了文化遗产的象征。太阳神鸟金箔内层有个旋转的火球，外层等距离分布四只飞鸟，向同一方向展翅高飞，线条流畅，极富韵律，是古蜀先民“天人合一”的思想、精湛的工艺与天马行空幻想的结合。
太阳神鸟又称“四鸟绕日”，造型出自四川的金沙遗址。太阳神鸟被考古界认为寄托了古蜀人对太阳的理解与诠释，在古蜀先民看来，太阳具有使万物复苏的超自然力量，他们崇拜太阳，认为太阳的运动靠鸟的飞行完成，因此将鸟和太阳联系在一起。
不只是金沙，整个古蜀都狂热地崇拜太阳。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青铜神树，古蜀国最后一个王朝国号开明，“开明”二字，意为“推开窗户见太阳”，本身就是与太阳密切相关的词语。可见，晚于三星堆的金沙文化，继承了三星堆的部分精髓。
萧易认为，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的相继发现，揭开了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的面纱，宝墩文化则将成都平原的历史追溯到遥远的新石器时代。这三者按照时间和内涵排序，成功建立起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再到十二桥文化(金沙遗址)连续的考古学序列，解开了三星堆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谜团。
在《寻蜀记》中，作者萧易对诸多遗址进行了梳理与定位:宝墩古城是史前第四大古城，有力证明了成都平原也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源头;金沙遗址共出土金器200余件，为商周时期古遗址出土金器最多;迄今全国共发现百余座画像棺，九成在四川;四川汉代崖墓的数目为之最，画像砖的出土数目也是最多;四川总体窖藏金银器近500件，约占宋代出土金银器一半……
这些蔚为壮观的文化遗产，让读者重新认识了“川地之最”，也集中向大众介绍了四川近些年来的考古成果。“可以想象，大汉王朝的每一个郡，每一个县，每一个乡村;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刻，都会有无数故事发生，只是未进入史学家的视野，自然也就鲜为人知了。”
《寻蜀记》在努力从微观剖面，解读蜀地历史。它的主角，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它的故事，来源于某些被史书遗忘的片段。在神州大地，有更多的三星堆，等着人们去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