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价百万的文革钧瓷作品——丰收瓶

上世纪70年代初，正是“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开展的时期，一切都是超乎规律的“运动”，不合规律的生产，不切实际的指挥。都是那个时期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特殊的政治环境下，钧瓷的生产创作也受到了影响。

器型题材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传统艺术创作题材的钧瓷作品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受到禁锢。然而1974年钧瓷一厂创作生产的《丰收瓶》却是个例外。它以造型朴实、釉色丰富、窑变自然的艺术美而博得好评，更在不久前举办的第二期钧瓷鉴赏会上，引起了钧瓷界和艺术界的高度关注，被专家估价为一百万元起。

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缘何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背后又有什么情结呢？

当时担任钧瓷一厂厂长的刘国安向我们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70年初，钧瓷一厂主要创作生产的钧瓷产品是为了适应当时时代背景和特殊环境的。这一时期，是以歌颂工农兵、传诵英雄人物为宗旨，主要生产了一批以八大样板戏中主要英雄人物和当时响遍全国的英雄模范为主的作品，如《红灯记》中铁梅形象的作品、《草原民兵》的作品、修红旗渠的铁姑娘作品以及英雄的二七纪念塔等钧瓷作品等。这些作品人物形象逼真，栩栩如生，釉色也很适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可以说艺术上是达到了一定高度。

厂里的工作方向是和其它单位一样随着上级的精神而开展的，1974年，刚过完春节，当时任该厂厂长的刘国安开了一次工人代表座谈会，就当时钧瓷的创新发展让职工进言献策。

会上，职工们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发表见解。有个职工说：“我们听上级的，不偏离方向，正赶上时代的节拍，多好。”；也有的职工说：“就这样抓革命，促生产，照着老样干下去，不犯错误，月月上级发工资，还想啥哩？”中国工艺大师刘富安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说：“我们的钧瓷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从唐宋元明清到现在，品种琳琅满目，不计其数，在世界艺苑中占有一大席位，可现在呢？就这几个人物品种也太单调了，我们在保证上级的要求前提下搞一些造型创作不是也可以吗？”

杨志作为当时的研究人员也说：“搞个造型，符合现在的形势，同时也有美感和创新，不也行吗？”会上大家的发言大致分为两种，一种认为要按上级指示的办，要守规矩，不要在作品样式上出花样，另一种意见是在继承传统和不违背上级精神和当时形势的前提下，做些钧瓷品种上的创新。

会议持续了几个小时，最后厂长刘国安根据大家的发言作了总结拍了板：“我们要组织科研人员既要创作出符合时代和社会背景的作品，又要具有艺术美的钧瓷作品。”

会议结束后，他们成立了以刘富安、王松申、杨志为代表的创作小组，刘富安大师负责雕塑部分的构思和题材的确定，王松申大师负责造型设计。

创作什么样的作品，既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又能有所创新？创作小组反复设计论证，最后他们决定以“丰收”为主题创作一个丰收瓶，因为丰收能反映，当时历史条件下，不论是农业、工业等各条战线的成果辉煌。用丰收表现，既符合形式，不会犯路线错误，同时又在造型上有所创新。

当时在市场上流通的丰收瓶题材中有好几种版本，一种是以北方小米即“谷子”的写实造型设计，谷穗朝下，颗粒饱满极度写实。他们看后觉得造型太简单也过于写实，只有一个实在的“谷穗”，并不能反映“丰收”的内涵，也不能再现“美”的灵动。

那怎么办呢？刘富安、杨志和王松申，他们一起研究讨论，最后确定将写实和抽象元素融合到“谷穗”的造型中去，粟谷的形象和凤凰的形象结合并以如意的形态出现在瓶颈的两端，图纸设计出来后，他们还觉得不怎么生动，这时，杨志却提出了在谷穗的下方空隙部分装饰活环，当时的技术更多的还局限于单活环，双活环这种形态因技术难度和烧制条件限制极少出现。

经过分工合作，王松申设计出了大致造型，刘国安设计了谷穗的雕塑形态，活环则由杨志大师和刘富安大师以玉雕的灵感为来源创作的。样品制作出来后，他们又积极选材，精心配釉，认真烧制，每次10件。前几窑全部失败，不是脱釉，就是炸裂。双活环的烧制和谷穗经常粘连在一起，为此他们三人在一起研究，共同解决问题，最后一窑终于烧成了这一件比较成功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在本次鉴赏会上，杨志大师见到这件作品后激动的落泪原因。

刘富安大师、王松申大师和杨志大师合作的这件丰收瓶作品不仅反映了当时新中国70年代农业大生产欣欣向荣的景象，更反映了三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合作产生的浓厚同事情谊。

这件产品能保存到现在特别是一对双活环依旧完整如初是比较罕见的。并且它的器型硕大，在当时“钧不过尺”的煤窑中，能够成功出品，其釉色上半部则为当时呈色难度较大的“紫为贵”的茄皮紫，下半部多为天青月白色，上下釉色经纬分明，对比强烈，给人以清新而美丽的感觉。结合历史原因和作品本身，它能成为了一件珍贵的孤品可谓实至名归。

这件包含了一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和一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以及刘国安厂长和全体一厂干部职工的《丰收瓶》，在当代钧瓷人心中是多么地崇尚，一经亮相便在艺术界、收藏界引起共鸣，难怪专家评估团给予的价格在一百万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