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道袍领”棉袍

棉袍，旧时称谓“大氅”，如今上年岁的人仍这样叫。1979年版《辞源》对“氅”一词的解释为：用鸟羽制成的外衣。《世说新语》企羡曰：孟昶“常见王恭乘高兴，被鹤氅裘”。后泛指一般的长外套。今天的大衣一词就源于“氅”。我的一位同事研究禹州方言，他认为禹州方言中仍保留了一部分古汉语的旧音。“氅”一词就在其中。

“道袍领”，顾名思义就是道士服的式样，右襟左掩，钮扣在左侧腋下，这样一遮一掩，寒风不易钻怀，民国或更早时期的农村，少儿多穿这种样式的棉袍。解放以后，穿带襟棉袄的仅是幼儿及女人，十来岁的半大小子鲜有这样穿。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上高小，那个年代小学分初小、高小，四至六年级是高小。初小一般都在本村或邻村上学，高小就要到镇上，我就读的学校在花石镇。学校离我们村五华里，上学走路沟小道，沟间是一条汩汩的小河。那时候的冬天格外冷，一冬几场大雪，常把路沟填平早晨上学不见“路眼”，一脚深一脚浅，稍不留神就会跌下路沟雪窝，弄得满身是雪。

一年冬天，落下头一场雪后，父亲从箱子底取出一个包袱，解开后小心翼翼地展开，平摊在床上，又用粗糙的手轻轻抚平折印。我这才看清是一件豆青色的布棉袍，道袍领，斜襟处镶着一寸许的白布边，细心端详，缝制的针脚眼细且密，做工极是精细，尤其那条白布沿边，更使这件大襟棉袍秀出几分灵气。

这就是我穿过的那件道袍领棉袍，听父亲说，是母亲去世前在病床上为我赶制的。这年的冬天，穿上母亲缝制的棉袍，全身温暖如春，像幼儿时躺在母亲的怀抱一样，依恋着慈母的爱。有母亲的孩子真好。

我三岁丧母。母亲过世时正值初冬，早晨的枯草叶落了薄薄一层白霜，按旧时风俗，还未成年的二哥赤脚到姥娘家报丧，走到时两只小脚冻得已不能行走。母亲的丧事办得极简，只有近亲近门的人到场，父亲搂着我给娘烧纸钱，烟熏了我，就挥着胖嘟嘟的手不停地赶走青烟，嘴里念叨着：“烟、烟别淹我，等我给你拿馍馍。”小孩子哪儿知道，烧过这张纸，就再也见不到养他亲他的娘亲啦！围在身旁的亲人们直掉眼泪，这么小的孩子就没了娘，后边的日子咋过哩。从此，我便成了没娘亲的孩子。

母亲去世时正值中年，因为家里实在穷看不起病，被耽误了，多年后，二哥从堆放在窗台上的空药瓶获知，治病用的药仅是些维生素一类的药。母亲的病拖了很久，起初还能挣扎着下床做些家务，后来身体太虚弱只能躺在床上，在病情一天天加重时，她让奶奶拿来棉布棉花，剪好式样后，放在身旁，凡精神好一些时，就抓紧多缝上几针，平时几天就可做完的针线活，整整做了一个秋天。这件棉袍做好后不久，母亲就离开了人世。

母亲的娘家，与我们村中间隔三个村子，村名很好听——桃园。桃园村位于禹、登两县交界的地方，村后是颍河，不远处就是白沙湖，依山傍水，绿树茵茵，是一个秀丽的小山村。儿时跟随父亲去桃园上清明坟，正是桃花盛开的时节，桃园村见不到桃花，让人多少有些失望。村口溪岸有一棵千年古槐，倒是枝繁叶茂，一派勃勃生机，其后是一座单孔石桥，过桥就是姥娘家。姥娘家住的是老式四合院，座西朝东，上屋房台基甚高，也亮堂些，两边各有三间厢房，一间门楼，一色的青砖灰瓦，很有气势。

当时的乡村多是住草房，能住这样房子的家庭，家境应是比较富裕，母亲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也应是生活无忧的。母亲不识字，也缠过脚，但她一点不娇贵，纺花织布，裁衣绣花，凡女人学过的看家本事，她样样精通。母亲过门时，我们的家境已衰落，地无一垄，只剩下分家时的两间祖屋，家庭的生活，靠父亲打短工、扛长工及母亲纺花织布勉强维持。生活真的艰难，在一个家庭里，最艰难、劳作最辛苦的是母亲，饥饿最严重的也是母亲，我的母亲就是这样。

在那样的苦难中，一般人总是过一天算一天，活着就好，母亲十分珍重生活，也生活得很精彩，我们家的床铺、灶台、门庭收拾得清清爽爽，且日不错影。母亲每次出院门，哪怕是说句闲话，也要换上干净衣服，头发梳得纹丝不乱。我儿时每年夏、秋两季，母亲总带我到村头大槐树下乘凉，邻家的孩子都滚土窝，浑身脏兮兮的，母亲总是带一条粗布单子，铺在地上，让我在布单上玩耍，身上不让沾土星。这就是母亲的生活哲学。

1942年，河南闹大饥荒，我们家省吃俭用攒下一囤粮食，母亲主张趁年馑土地不值钱，以粮换地，家人反对，她坚持，最终还是换了几亩簿地。这下可把全家逼到了生死边缘，恰在此时，父亲的弟弟一家生活不下去，带着他的大儿子外出逃荒，把小儿子丢给了奶奶。我父亲排行老大，爷爷过世早，奶奶一直跟着父亲过生活，奶奶心里明白，这一大家子平时过的就艰难，眼下又是饥荒，能否走出这场灾难，谁也不敢说，奶奶很是为难，带着这个小孙子直掉泪。母亲为人善良，对奶奶说，只要大人有口饭吃，孩子就不会挨饿。

二哥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1943年的春、夏之交，小麦刚灌浆时，家里断了炊，地里的野菜、河里的杂草、树皮，甚至观音土，凡能下咽的都被人吃光了。父亲不知从哪里用母亲织的粗布换回一小袋棉籽饼，棉籽饼又叫棉油饼，是棉籽浸出油后留的下脚料，这种饼熬出的汤黑乎乎，苦、涩，还有一股难闻的邪味，正是这种难以下咽的东西，救了我们一大家子人的命，还有我那位堂哥。

1942年的大饥荒，据《禹州市志》载，全市饿死、病死的人口达12万之多，我们一家人能够活着走过来，也算是奇迹。

1943年，我们一家人刚从大饥荒中挣扎过来，还未缓过劲儿第二年春天，日寇南渡黄河，占领了禹州，国民党的中原驻军仅在许昌打了一场象样的阻击战后，一路向西、南溃退，把河南腹地丢给了日寇。国民党兵退败时又在当地抓兵拉夫，我父亲及家里刚买来的那头大青驴被拉走支军，二十几天后，人回来了，大青驴没了，父亲害了一场大病。母亲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还要照顾生病的父亲。母亲就是个铁人，如汪曾祺在一文中说得那样，中国的妇女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惊人耐力，多大的负担也压不垮。

母亲一生遭受的苦难，真是难以述说，战争、灾荒、饥饿、疾病，她都挺过来了，就是那场是病又不是病的病，把她送到人生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