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江山图》：一种别开生面的“红色叙事”
说实话，在中宣部公布的170种“2021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目录”中，孙甘露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赫然在列，对此我是颇有一些好奇与期待的。当然，这种“好奇与期待”也并非只是由此而生。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孙甘露新作其名虽早已在各种“重点出版物”名录上频繁亮相，但始终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这又怎能不令人期待？
至于“好奇”当然更是有其缘由，且不说距离甘露上一部长篇小说《呼吸》的面世已过去了25年，更有“主题”这个特定的所指，那个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程就曾以《访问梦境》《我是少年酒坛子》和《信使之函》等一连串“先锋文学”闯入文坛的昔日“追风顽童”如今又该如何进入“红色叙事”？更何况我也知道甘露为自己这部新长篇的写作做了大量的“功课”。在一次小聚时，就曾听他聊起共产国际当年的一些运作方式以及与我党的电文往来、十月革命前后的一些社会情景，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广州和南京的城市地图、报纸新闻、档案、风俗志等文献档案材料……这些又将以什么样的形式进入新作并如何得以呈现，这一切又怎能不令人好奇呢？
20世纪30年代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总部遭到严重破坏，时任中央局做出了一项绝密的重大决策：“安全地将中央有关领导从上海撤离，转移到瑞金，转移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除了领导人，其他人员、机关、文件、电台、经费都要做好相应的安排”。为此需重建一条绝密交通线，并组织了若干特别行动小组负责打通从上海到汕头这段距离三千多公里的通道，这次行动因此而被命名为“千里江山图计划”。“上海临时行动小组是计划中关键的一环”，孙甘露的这部新长篇就是以此为题材创作而成。仅就本人阅读所见，这是首部以这段真实历史为题材而创作的长篇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作品被纳入庆祝建党百年主题创作的重点项目不仅是实至名归，而且还具有某种填补空白的重要价值与意义。按时下一般通行形象的说法，这也是一部地道的“红色题材”或曰“主题性”小说。
被归入这一大类者，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还是重大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我们并不陌生，而艺术上由此展开的叙事也随之相应地称其为“红色叙事”或“主题叙事”。如果说题材上的这种划分还只是一种自然归类的话，那么相应叙事上的表现则面临一种突破：一些同类小说在叙事上已烙上雷同的印记，人物安排必有几个主要角色捉对厮杀，且各自情绪饱满、行为张扬、身怀绝技；调性处理好激情、喜极限；整体布局大板块、粗线条、敬写意……看似竭尽个性张扬之能事，实则形成了一种新的雷同的“叙事范式”。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主题出版国家重点项目之一的《千里江山图》面世，为当下文坛带来了一种别开生面的“红色叙事”，这绝对是十分有价值、极具现实意义的一个话题。当然这部长篇可阐释的空间十分宽阔，可言说的其他话题还有不少。
《千里江山图》表现的是一段不太为公众所知晓但又颇为惊心动魄的革命史，其中蕴藏着诸多的悬疑、智慧、勇敢与胆识等要素，充溢着饱满的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情怀。面对这段腥风血雨的历史，作者整体上却是以一种冷峻、平实而质朴的文字与调性展开叙述，表面上虽波澜不惊，少有大的起伏与刺激悬念一类的铺陈，但在阅读过程中却不时能够清晰而强烈地感受到作家所营造出的那种凝重、压抑的整体氛围，于不动声色中重现了党中央总部那次大迁移行动背后的英勇悲壮与腥风血雨，12位中共党员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一种艺术，或许还是大艺术。
“千里江山图”既是中共中央总部那次大迁移的行动代号，也是北宋王希孟创作的那幅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画名，虽属写意一类，但又不乏工美之笔法。甘露以此作为自己新作的命名当有双关之意。全书近25万字，正文被切分成34个小节，外加“一封没署名的信”和两个“附录”，每节平均也就五千字，这样的安排多少折射出了作品叙事的节奏，总体就一个字：快；而嵌入龙华、赛马票、旋转门、牛奶棚、北站、黄浦江等具有明显海派特色的名词作为部分小节之题，则既有明显的地理标识，又彰显出在快节奏大写意笔法中所包含的细腻的工笔。而节奏上无论是快，抑或是慢，其语言则是一如既往的优雅、精准和凝练。写实与写意、节奏的快与慢、语言的精准洗练，正是这些“工具”运用的精心与合理，“千里江山图计划”的整体安排与实施在这种既平实又错落有致中得以完整呈现。
《千里江山图》所叙述的事件本身注定了这是一场曲折迂回、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敌我双方基本以团队形式亮相，没有特别的头几号角色的设定，虽然用在叶启年和陈千里这对曾经的师徒身上之笔墨略多一点，但是他们充其量也只是双方的领队而已。虽没有一号与A角之类的角逐，但丝毫不影响这是一场曲折复杂、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一群理想主义者用自己的激情、信仰、鲜血乃至生命照亮了那段风雨交加的夜空，展现了历史进程的曲折与艰辛。这也是一群凡人，在父子、兄弟、夫妻等亲情面前，他们不乏柔情蜜意，但他们更是战士，是一群有信仰的革命者。这个群体中也出现过贪婪与恐惧直至变节者。正是有了这群鲜活、符合真实人性逻辑的人物形象的叠加，历史进程的沉郁悲壮和理想主义者们的信仰与精神丰碑才得以自然呈现。
“千里江山图”这个大迁移计划本身就天然蕴含着两层基本的信息：一是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至于中共中央总部难有立锥之地；二是这三千里的迁移之旅异常艰辛与凶险。面对这个叙事对象，《千里江山图》的叙事策略总体上是落笔虽处变不惊，读下去则惊心动魄。信仰与牺牲、忠诚与背叛、悬疑与谋略、挚爱与别离……在冷静平实的叙事中栩栩如生，让人既揪心又费脑力。这主要得益于他落笔前做足的功课和落笔后极强的控制力。作品在还原环境的历史真实、营造彼时彼地日常生活的氛围上下了不少功夫，以重现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建筑、街道、饮食、风俗和文化娱乐等日常生活为切口，就连穿越街巷的脱身路线也有据可循……这种细腻而逼真的氛围营造所释放出的那种强大的艺术吸引力无声地牵引着读者进入那个时代，并从中体会红色力量。而这种不动声色地复刻一幅幅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场景，并写出一场场曲折迂回、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的文学功力使得党史、军史研究专家刘统在读过这部作品后表示：作品参考了大量革命文献史料，内容力求贴近历史真实，人物、事件、地点与历史背景相符合，作品体现了历史真实性，是作者的一个创新。
概括起来，《千里江山图》既是孙甘露个人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的一次全新亮相，20多年前的那个“追风顽童”对自己当年“反小说”的写作进行了一次扬弃性的“革命”，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别开生面的“红色叙事”。作品中对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敌人疯狂血腥围剿屠杀时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与坚强抗争进行了艺术性书写，对其中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进行了文学性礼赞……这些当然都是名副其实的“主题性”写作，但同时又是一部用纯小说的形式，艺术地表现腥风血雨时期我党艰难成长历程、特色突出、个性鲜明的虚构性作品。它在同类题材的写作中不存在“雷同”的“叙事范式”。因此，《千里江山图》既是“红色”的，又是艺术的；既是“主题性”的，又是个性的。或许也可以反过来讲：这是一种艺术性的“红色”和个性的“主题性”。本人翻来覆去地如此啰嗦，绝无玩文字游戏之意，而只是因为，倘以文学的形式从事“主题性”创作，那么唯有艺术性更鲜明、个性更张扬，“主题性”方可更突出、更鲜明，由此产生的社会效果也更强、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