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趣横生的中药文学

众所周知，中药的功能是疗疾养生，但有趣的是，由于中药名本身具有深厚的人文内涵，千百年来，文人巧妙运用药名进行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上形成了独特的“中药文学”（为论述方便，暂称“中药文学”），成为重要的医学和文学现象。

中药对诗文曲赋、小说戏剧等

雅俗文学产生了广泛影响

吴承学先生曾在《本草药方妙成文》一文中介绍过中医散文，笔者将其归纳为两大类：第一，以药为喻。如唐代张说《钱本草》以药说钱，侯味虚《百官本草》以本草功用解说百官之职能，宋慧日禅师《禅本草》以药喻禅，清人张潮《书本草》以药物比喻书籍。第二，以药方阐述人生修养。晚明小品中这类作品不少，如杜巽才《霞外杂俎》中的《快活无忧散》《和气汤》等。此外，情人间常借用药名传情达意，这一现象在诗文曲赋中都很常见。

药名在诗中的运用更为普遍。王骥德在《曲律》中指出“药名乃古诗之一体”，并论作法云：“药名诗，须字则正用，意却假借，读去不觉，详看始见，方得作法。”清代朱东樵《本草诗笺》录药性诗七百八十多首。早期《诗经》《楚辞》中已出现不少本草名物，至魏晋六朝，由于道教兴盛，士人中流行服食求仙，并喜欢将药名嵌入诗中。

药名词曲也同样盛行，辛弃疾填有两阙《定风波》词，把18种药名嵌于词中，不露痕迹。关汉卿散曲《中吕·普天乐》《崔张十六事·开书染病》以药名描写张生得崔莺莺柬后相思成疾，曲中嵌入了“当归”“知母”“红娘”“使君子”等药名，巧用双关，描绘出张生与老夫人、红娘等人之间的关系及其自身处境。

医学对戏曲的影响呈现为两种形态：一是对剧曲的影响，二是以医药构思全剧。清道光和民国年间的药性剧抄本6种，《草木传》（以前误收入《蒲松龄集》中）《药会图》的作者是郭秀升。郭氏是一位儒医，曾与宝丰知县邱士俊讨论过小说《草木春秋演义》，认为其只是“集众药之名，演成一义”，没有讲药性，达不到科普效果，故加以改造。《药会图》写员外甘草之女菊花自幼许配石斛，尚未成婚，海藻、大戟、甘遂、芫花忽送来聘礼，欲强娶菊花为妻，菊花惊吓成病，甘草忙遣家童栀子去请名医黄芪，路上遇石斛相救，最后石斛与菊花喜缔良缘，而甘草、石斛平定反贼，皇帝钦赐荣封。清代药性小说戏曲的创作和传播，与医药商业推广有密切关系，郭秀升在《药会图》卷首“自述”中指出：他创作药性剧的目的，不仅是要“正其错误”，而且希望通过演出，使“人人知其药”。《药会图》《草木传》《群英会》等每一剧中涉及的药物都达五六百种之多，通过在医药交易会上演出，实现普及医药知识、推销药品的目的。由上述可知，几乎所有文学样式都受到医药文化的渗透，形成了中医文学这一流派。

从游戏笔墨到开掘中药的文学价值

中药文学经历了一个逐步成熟的演进过程，先秦文学作品中的药名，只是作者借以抒情言志的象征物，作者不一定意识到药名的文学价值。

魏晋南北朝以后，由于道教和医学的发展，药物知识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人们巧借药名抒情写意。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借用药名的表层语义，如王融的《药名诗》，借用重台、陵泽、石蚕、垣衣、楚衡、神草、夜光等药名，渲染出一种凄凉惆怅的氛围，读去不觉，详看始见。二是借用药名的隐喻、象征、谐音功能，如陈亚《生查子》词中嵌入相思、苦参、当归、意已（薏苡）、白纸（芷）、郎读（狼毒）、远至（志）、回乡（茴香）等药名，书写女子对丈夫的深沉思念和离别之苦，自然流畅，无雕琢之迹，是药名词中的佳作。三是巧借药名，游戏炫才，离合诗便是这种产物，如权德舆的《药名诗》，其中“有时浪白微风起，坐钓藤阴不见人”句，“浪白”“微风”“坐钓”“藤阴”本是四个词语，但断开重组，就变成“白微（薇）”“钓藤（即钓藤钩、双钩藤）”两种药名。总之，这一时期的作者主要是巧借药名的语义，还没注意到药性功能及其配伍的文学价值。

至清代小说戏曲，中药的文学功能才得到挖掘和利用。如戏曲《草木传》中和平村的老员外甘草，宋苏颂《本草图经》云“甘草能解百毒，为众药之要”。“甘草”的女儿“菊花”，有清热解暑之药效；甘家婢女“栀子”，也有凉血解毒、利胆退黄等功能。而“菊花”的未婚夫“金石斛”则有养胃生津、滋阴清热、明目强腰的药用价值，又有“秉性刚强，忠厚可亲”的属性，而大戟、甘遂、芫花性寒、味苦，与甘草等药草的功能正好相反，因而戏曲中人物的品德气质与药性相对应，戏剧矛盾的产生和故事情节的发展又由药性的相生相克关系构成。特别是《草木春秋演义》，作者借助神魔的故事框架，传播中药知识，表达了士人抵御外敌的深沉忧思（高日晖语），在思想内涵上有很大的提升。

历来论者都认为中药文学是游戏笔墨，因而评价不高，其实是误解。由上所述，中药文学成绩斐然，若扩及整个中医，作品的数量更为可观，因而值得文学和医学研究者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