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新认识（一）

夏是中华民族的根，华夏文明的源头，对中国的影响最大。即便是商周、秦汉、唐宋加在一起也难以与之颉颃。因此，郑樵在《通志·上宰相书》中才会极力言之：“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水不汇于海则为滥水，途不通于夏则为穷途。”不知夏禹不可言文明，不知文明不可言历史，不知历史不可言文化，不知文化不可言治国。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夏是否存在，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热议的焦点。这对中国的历史不公平，对中国的健康发展百害无一利。

质疑夏的根本原因是至今为止还没发现有关夏的文字。胡适在《研究国故的方法》中说：“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德国学者罗曼·赫尔佐克《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一书言：“今天已经没有人想要完全排除下面这一可能性，即有关夏朝王室的传说并不仅仅是杜撰，但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没有确切的结论。”

人们可以找到无数条有关夏的存在，疑古者却始终未能拿出一个能真正否定夏的证据。顾颉刚是疑古派的核心人物，他在1923年起就坚持大禹为战国后古书“伪造”，1926年在《古史辨》中又提出“禹是一条虫”，到1943年却承认“禹作九鼎”实有其事。陈寅恪曾讽刺说：“顾颉刚不信历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禹王碑》既不是商周及秦汉文字，更非天外来客，其结果只能是夏文字。《墨薮》说：“夏后氏（禹）象钟鼎形为篆，作钟鼎书。” 《西苑存稿》也有记载：“禹精于治水，今篆体皆有流水形。”可以说，九鼎、禹王碑成为了夏钉在历史上的铁证。两千九百年前的周遂公盨轰动了史学界，其铭文之记载内容与《尚书》、《诗经》、《史记》关于大禹治水的内容高度吻合，成为斩除疑古之论的又一件利器。禹在，夏焉有假。

周到秦汉，夏禹一直存在于史料与文物中。历时千年，全国各地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的文人共同伪造了一个夏，且从未出现一个打假者，这样的概率亿万分之一的可能也不会有。一边极力鼓吹诸子百家之文是何等金贵，一边又说诸子对上古史之论是伪造，这种自打嘴巴之异象怪事也只有中国的学术界才能制造出来。河南禹州有禹王锁蛟井、古钧台、禹妃庙，三门峡有禹凿:人、鬼、神三门，开封有禹王台；山东禹城有禹王亭；陕西韩城有禹门；宁夏有青铜禹迹；安徽怀远有禹虚；湖北武汉龟山有禹功矶；山西河津有禹门口。山西夏县禹王村有禹王城；河南许昌桂村小岗杨村有禹王城；湖南衡阳衡山广寺有禹王城；湖北黄冈城区有禹王城；山东临沂市区有禹王城。以夏禹名字命名就有禹州、禹城。以禹命名的山则更多，河南禹州禹山、邓州禹山、汝州禹王山；江苏邳州禹王山、东海禹山；湖南华容县禹山；安徽淮南禹王山；山东淄博禹王山；陕西韩城禹山等等。以夏禹命名城市、村镇、山名、地名，所表达的是人民对大禹的爱与念。历史上的禹庙有上万座，大禹成为了人们最信奉的神。这些同世代相传的大禹故事与中华民族的血脉融为了一体。疑古者对这些群山之铁证视而不见，仅以挂一漏万之举而疑古、否古，实乃管中窥豹之观。

今天的学术界梦想着有朝一日若能挖掘出一个“夏”字，就可确定夏的真实存在了。考古是为了建设历史，中国的考古却成了疑古、否古者的帮凶，在找不到物证的情况下，上古史料几乎被全盘否定了，这是在破坏历史。考古同用瓢量海，一瓢之水，不可言海，一物之证，岂可成史。中国是一个从未断代的国家，虽然上古史料由于历史原因而残缺不全，但史料是不会断代的。在中国历史这个大舞台上，考古只能是小配角，史料才是真正的主角。离开史料，中国考古会成为睁眼瞎；离开考古，中国历史将一片光明。70年的考古，始终没能走出“禹域”，逃脱《尚书》《史记》。夏早已烙在了中国人的心里。

大禹治水是在前人失败中取得的成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伟大壮举，赢得百姓敬仰，成为中华民族人人钦佩的英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神灵。这一伟大的胜利，弘扬并加强了中华民族自省、自侓，从集体、团结、协作本位出发的礼治思想和重义轻利的社会责任观。增强了人类依照自然规律改造世界，造福人类的信心。大禹把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他在人类身上唤醒了所有的那些正义、勇敢、无我和仁慈。这种伟大的使命成为了他勇往直前的动力源泉，凝结为一种伟大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保证了人类社会能够随时战胜危难，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大禹的遗迹遗址及流传的故事，这说明大禹的影响广泛。大禹不仅是涉禹城市的大禹，也是中华民族的大禹，甚至是世界的。大禹所留传下来的言行、理念、法制、文化等等，皆需要我们排除一切功利主义的想法，以大禹的精神来研究大禹，正确定位夏禹文明体系，应用好已知夏禹文化资源，拓展广度和深度，形成独特的中国文化体系，以达到文化享受、文化融合、文化发展、文化消费和服务的各项指标，这都是需要我们潜心研究的，并且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