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州人难忘曹广权

    曹广权，字东寅，湖南长沙人，生于1858年，1893年中举人。清光绪年间赴禹州任知州，任期四年(1901年-1905年)，由于他为官廉洁，夙夜在公，敬士恤民，深深地赢得了民众的拥戴。后官至四品京堂，任礼部参议，典礼学院士。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正值甲午战争失败，康有为等4名举子“公车上书”，要求变法图强，随之引发了戊戌变法和维新运动。广权在“谈洋色变”的时刻出任禹州，他到任后办的第一件事即“兴学育才”。

    初兴城内丹山书院，招收社会各阶层子女就近入学，严格选拔名师进行启蒙教育。聘请民间能工巧匠重修颍河北岸张良洞，将其改建成颍滨经舍，在其办起高等学堂。由过去教授“四书”、“五经”改为教授天算(自然科学)、格致(理、化)。还广购书籍建起藏书室，供师生借阅。光绪二十八年，比利时入侵者为掠夺禹州煤炭，企图联络地方绅士开采三峰山煤矿。曹广权不畏洋人横蛮，极力阻止。他力主成立“豫南公司”创办起了官督商办之三峰山煤矿。

    光绪二十九年，为了疏通货物运输渠道，曹广权领颍河沿岸居民疏浚河道、巩堤固滩、改建颍河桥梁、开办水上航运直到周口。光绪三十年，为推动钧瓷业发展，曹广权在禹州主办了官商合资的钧兴公司，雇佣钧瓷艺人烧制钧瓷，并动手写出了《瓷说》一书。光绪三十一年，在广权主持下，开辟了义成渠和东南渠，引水浇田并派人从南方引进桑蚕良种，推广植桑养蚕，并总结植桑经验，写出《植楮说》。是年，曹广权解任离禹，东渡日本，他将在任职时测绘的禹州地图带到日本制成铜板彩色印刷，是为禹州最早之彩色铅印地图。

    1928年，这位卸任后隐居在上海家中的老人，闻禹遭灾，遂挥毫卖字，凑百金作赈。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2月，曹广权在上海寓所去世，禹州绅民闻讯悲痛不已，一致请求将其安葬禹州。1935年春，禹州数万民众送殡，哭声撼天地，将曹公灵柩安葬在城西南方岗坞头垆村北。

    今天，重温曹广权的故事，浮想联翩，感慨良多，欲一吐为快:

    感慨之一：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下，陈旧腐朽的官吏选用制度肯定有许多弊端。但作为官员安排的异地交流制度无异还是有着积极的创新意识和生命力的。否则不会为当今社会继续沿用。你想，一个官员到了千里之外的陌生地，无亲无故、无牵无挂，少了许许多多来自亲情和私情的干扰，如果秉持着一颗干事业的公心，无疑就可以放开手脚，无畏无惧地大干一场，使之尽可能地为当地留下些建树，好使自己青史留名。

    感慨之二：百姓是最容易满足的。禹州人更是重情重恩的，对外来的“父母官”来说，你心里只要装有百姓，百姓心中就装有你，他不听你有多么好听的高谈阔论，而是看你脚踏实地办了多少实事。凡给禹州办过一些实事的都被念念不忘，并把它们的恩泽代代相传。不管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民心皆都如此。

    感慨之三：封建社会制度下的一个县官能做到让民众如此怀念，我想，作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利益的共产党人，其理想信念和精神境界应高于历史上的曹公，完全应该而且有能力为百姓谋取更多的长远利益，带给他们更多的福祉。况且，我们已有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等一大批优秀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已经为我们做出榜样。为人民谋利益办实事的官员，人民会记住他，历史会记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