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水面

    周一早上，见单位餐厅打饭窗口旁的白板上赫然写着：“今日午餐：熟水面”。餐厅师傅来自农村，故弄玄虚地问我：“咋样儿，吃过没？”我笑而不答地点点头，与其他年轻同事陌生新奇的感觉不同，我心里则充满了一种久违了的熟稔的期待。

    “熟水面”是早些年禹州农村流行的一种特色面食，俗称“起熟水”。相较于臊子面、炸酱面、炝锅面、汤面、捞面等其它四季皆宜的面食，熟水面多在“焦麦炸豆”等农忙时节才崭露头角。

    在我幼时的记忆里，夏季收麦打场、秋季掰玉米、霜降收红薯是农村一年中最为忙碌的三个时段，而且每逢这时候学校里都要放麦假或秋假，孩子们除了到地里帮着大人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儿，还要千方百计完成学校布置的“小副收儿”任务。当时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庄稼活从种到全凭自己做主，正所谓人勤地不懒，一年到头能产多少粮食与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成正比，人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干劲十足，再没有谁像大集体干活时那般偷奸耍滑“瞎胡混”了。

    逢着收麦季，白天几乎就没见父母歇过手。为了趁凉快多赶活儿，天蒙蒙亮他们就带着镰刀去地里割麦，等到烈日当空时，差不多会割下来两大架子车，而且中午要先装一车拉回来。趁父亲在麦场卸车的当儿，母亲则一路小跑儿赶着回家做饭，顺路还要绕到自家菜园里薅几棵小葱、芫荽，掐一把青菜带回去。

    母亲到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封着的煤火捅开，再把大铁锅放在灶上添满水，嘱咐我帮着把小葱、芫荽、青菜择洗干净，她则赶紧洗手和面。只一会儿工夫，柔软的面团就被母亲用擀杖擀成薄薄的面皮，再折成几折，用刀切成韭菜叶般粗细的面条，为了防止粘连还要撒上几捏儿面粉，用手抓着抖擞几下。接着把小葱、芫荽切碎，放在一个搪瓷盆里，加入食盐、辣椒面、花椒粉等，倒进去适量的老陈醋，再滴几滴无比珍贵的小磨油。这时锅里的水也烧开了，母亲舀两三瓢滚水沏进搪瓷盆里，顿时盆里氤氲弥漫，一股沁人心肺的清香扑鼻而来，褐红色的汤水上漂浮着一层绿莹莹的葱花芫荽沫儿，看着很是养眼。

    母亲在锅里续上一瓢水，等水重新沸腾起来时把面条下到锅里，面条将熟时加入青菜叶。此时从麦场回来的父亲已经洗漱完毕，而我们弟兄仨也早在一旁等得猴儿急，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母亲十分麻利地用笊篱将热面条一股脑儿捞进盛着汤水的搪瓷盆里，用筷子使劲搅动几下，说声：“好了！”然后连汤带面盛好几碗，依次递给父亲和我们弟兄几个。

    热面条与已经放凉的汤水搅拌均匀后温度适中，正好入口，吃口面条喝口汤，清爽利口，感觉实在是好极了。于是我们跟着父亲或蹲或站在屋外的树荫下，酣畅淋漓地伴着“哧溜哧溜”的吸食声大快朵颐，吃完一碗再去盛第二碗……而父亲吃完饭把碗一撂，就又心急火燎般到地里忙活去了。

    据说，“熟水面”的产生与汉光武帝刘秀有些渊源。当年刘秀为躲避王莽追杀长途奔逃，这天过午时分来到阳关（今禹州西北）崆峒山下一个小村子，人困马乏的刘秀硬着头皮走进一个柴门小院找吃的。小院的主人是位老太太，原本刚刚洗刷完毕，她见刘秀可怜，赶紧抓把柴草塞进尚有余温的灶台里，让刘秀帮着烧火，她则手脚麻利地忙活，很快做成一锅出锅即食的面条。刘秀饱餐一顿后意犹未尽，临行前询问面的名字，老太太则随口应了声：“熟水面”。

    这也仅仅是个传说罢了。不过，熟水面的确有它的特别之处：说它是汤面却不似汤面那样稠腻，而且汤面也不能够像它那样出锅即食；可是说它是捞面吧，明明又有汤水在里面，更省去了相对复杂制卤过程；而醋、葱和芫荽等又都是人们俗称的“透”物，具有消食开胃、缓解疲劳、抑毒杀菌的作用，对劳乏且出汗多的人大有益处。虽然它配料容易、做法简单，却能满足人们味蕾的美好享受，特别是可以省下不少时间和精力去多干农活而深受青睐，算是勤劳智慧的人们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苦中作乐的一种创意或发明。

    这些年农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色美味佳肴充斥一日三餐；农业生产从耕种到收获实现了机械化，人们即便在那种过去所谓的“焦麦炸豆”时节里也一身轻松，“熟水面”自然也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成为一种停留在味蕾上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