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童年

    前些日子拿到了《消逝的风物》这本书。下午，我坐在阳台前翻阅这本书，就目录看了半个小时，都是好文章，不知从哪页看起，想一下子把这四百多页的书看完。

    当再次翻开这本书时，《童年游戏》这几个字一下子可把我的思绪拉回了童年的时代。《摸瞎儿》一文朴实无华，淋漓尽致，我读着笑得泪都流出来了。那场面，我一点儿都不陌生，因为我童年的时候也参战过，那是最开心的游戏。

    接着拜读的是张延伟老师写的《打碟溜儿》。真是触景生情，仿佛又听见了童年时代那清脆响亮的鞭子声。虽然这“打碟溜儿”女生不会，但我们当过裁判，当过啦啦队。有时，四五个人在一块儿比赛打。那鞭子声和笑声和啦啦队的呼喊声交织在一起，场面真是热闹。无忧无虑的童年是纯粹的，美好的，没有一点掺杂。

    说来可笑，邻居家的一个孩子学习成绩不好。一天，他母亲在院子里大声吆喝他说：“王孩，今天老师又找到家了，整天你不写作业，这次考试又是倒数，你打碟溜儿，咋那么提劲？”王孩很无奈地说：“我都不是学习的那块料，要是打碟溜儿，我准能考100分。”

    王孩真不是在吹大话。每天上学他背着书包从家出来就开始打，一直打到学校。他打碟溜儿的技术特别好，一路上不管遇到小石块，瓦渣子，都能躲过。他很像威尼斯小艇的驶船人，操纵自如，即便是到很窄的地方也能顺利地打着碟溜儿通过。

    在上世纪物质匮乏的年代，没有玩具，孩子们都会自制玩具。碟溜儿，弹弓，踢的毽子等等。没有电视，就做游戏。摸瞎儿，指星星，老鼠拱洞，捉迷藏……还有学着电影上的“打仗”做游戏。就因为哥哥领着伙伴们做“打仗”的游戏，我头上到现在还留着一个小小的伤疤。

记得我十岁那年，八月十五晚上，皎洁的月光照射着大地，如同白昼。大人们趁着月光都在自家院子里剥玉米，我和伙伴们在街道两旁立的玉米秆里玩捉迷藏的游戏。

    我们正玩得尽兴时，哥哥喊我说:“走，‘打仗’去。”我说:“去哪儿？”哥说:“去了,你都知道了，和电影上演的一样，你们几个去运子弹。”我一听赶紧喊了伙伴们跟着哥去了。

    我们几个跟随着哥哥来到了“阵地”上，原来“阵地”设在我们村的土寨墙上，寨墙的对面是庄稼地。寨墙与庄稼地之间有二十米宽，深度有十几米，下面是一条通往玉皇山的路。

    强哥领一拨人，在庄稼地把守着，我哥领一拨人在寨墙上把守着。我哥说：“这次打仗咱们双方只能用土坷垃投扔，不能用坚硬的东西。”等我们几个到“阵地”上，寨墙上的人已分了4组，每组2人，任务就是向对方投“子弹”，组与组之间距离有二三米。这时我哥哥说:“你们几个去东边运‘子弹’，‘子弹’就是土坷垃。”

    我们都去寨墙东边捡土坷垃，也不嫌脏，捡多了用衣襟兜着，运到每组旁边，指挥的一吹哨子可开始了。咚，呯，咚，呯，一会儿投过来，一会儿又投过去，借着月光看见“子弹”像箭一样嗖的过去了，又嗖的回来了，“战斗”激烈地进行着。我们运“子弹”的也不敢歇息，运了这趟运那趟。“子弹”运的也不少了，我哥说:“你们几个隐蔽吧。”土寨墙上，有好几棵树，伙伴们都找了个稍微粗点的树隐蔽了起来，我找个小树几乎挡不住身子，刚蹲下，咚，一块瓦片飞了过来，正好落在我头上，顿时鲜血直流，我抱头大哭，哥哥听见了，连忙跑过来一看，我头流血了，血顺着脸颊往下流，哥哥害怕得用手按住伤口，大声喊:“不要扔了，不要投了，砸着人了。”

    不一会儿，两拨人都过来了，哥哥生气地责问:“不是说好了吗？不用石块吗？是谁扔的？”不知是谁说了声，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赶快找个诊所包扎一下。这时，两拨人前呼后拥陪着我去了诊所。

    医生也不怕伤口感染，也不用盐水冲洗，只听见剪刀咔嚓咔嚓剪头发的声音，接着用药棉醮点药水按在伤口上，用纱布从头上兜住下巴就行了。哥哥看到医生用白纱布包住伤口，我真像战场上受伤的兵，他赶紧给医生说:“再找块黑布盖住吧，要不回家我娘看见，准饶不了我。”医生又找了块黑布缠在白沙布上面。

    两拨人又一块把我护送到家门口时，哥哥说:“你们都撤了吧！”当时的情景，我们两拨人行色匆匆的，很像游击队在执行任务。

    回家后，母亲已经睡下了，月亮也爬上了树梢，不敢点灯，就借着月光，我悄悄地进屋睡了。

    第二天早上，去上早学，刚开开门，母亲在院子里扫地，看见我头包着，赶紧拉着我问明原因，我不得不把事情的经过给母亲说了一遍，母亲把我哥从屋里叫出来，劈头盖脸地把哥哥数落了一顿:“砸着眼、脸咋办？”哥哥向母亲承认了错误。

    过了几天，母亲小心翼翼地将我头上的沙布取下来，看看伤口，基本上长住了，可那伤口的周围再也不长头发了，就因为这，我哭过多次，母亲总是一边责怪哥哥，一边安慰我说:“头发长长了都能盖住了。”

    光阴似箭，白驹过隙，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头上的伤疤依然还在，童年的这段经历更让我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