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野童年中的童真告慰

    春雷动，百虫生。虫子与童年，在《昆虫记》诞生后，已经成为文学永恒的主题。惊蛰时分，破土而出的长篇散文《小虫子》，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庞余亮的新作，也是“小先生三部曲”的第二部作品。作家娓娓讲述40种小虫子伴随小主人公“老害”成长的故事。艰苦岁月里，主人公作为家中老幺，经常被艰苦劳作的父母忽视，却因为小虫子们的到来，消解了寂寞的苦涩，清贫的酸楚。

    《小虫子》可以说是《小先生》一书的前传，发掘的是乡村大地上自由成长的童年时光，这座富矿同样是生活之煤在地下闪亮，随时可以点亮心灵之火。我们可以看到，《小虫子》的字里行间充溢着浓郁亲情和自然生长的爱心，作家用含泪微笑的叙述，偿还了童年的所有苦恼、欢欣与神奇。

    作家曾经说过，好奇心是创造世界的最强动力，如今，家长最头痛的事，就是孩子天天玩手机，在各种惯性娱乐中耗散了自己的好奇心。“要把孩子从跟手机、跟游戏的拔河中拔出来，靠什么拔？大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小虫子和大自然就有这个力量。”

    为了赢下这场拔河，作家在《小虫子》精妙的内在结构上下了大功夫，庞余亮一向以为，“文章的结构就像大厦的立柱。有了结构，文章才会出彩，才能做到形散而神不散。”

    例如，《萤火虫，银簪子》一节，就是明晰的屏风结构，小主人公从“挖空心思找鸭蛋壳想装萤火虫，家中却没有一只鸭蛋”，到“不得不用洗了上百遍的农药瓶来收集萤火虫”，再到“萤火虫被残留的农药味几乎全熏死，令男孩心情黯淡”，最后到“幸存的黄背萤火虫落在母亲头上，成了闪亮的银簪子”，这四部分内容就像一列徐徐打开的屏风，既讲述了小主人公与萤火虫的一日缘分，又暗藏了母亲作为乡村妇女，一生的跌宕起伏。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里，母亲的精力已经被农活、家务与养育孩子的重任耗散，因此，我们在这屏风结构的散文上，迅速捕捉到母亲情绪的变幻，她在“寻找鸭蛋”一节中呛声儿子，以为他是贪吃，在“农药瓶”一节中表现惊奇与不屑，在“萤火虫熏死”一节中，又表现出讪笑与同情交错的复杂情感，而在“银簪子”一节中，如堂·吉诃德一样跟孩子的“古怪行为”战斗的母亲，终于松弛下来，她在儿子的引领下，盯着萤火虫看，被乡村夏夜的奇景所吸引，她也被美的浪潮暗暗打湿了心，这是一向干燥对立的母子关系中难得的湿润一刻，这一刻，儿子也把母亲从跟劳作、跟苦痛命运的拔河中，用力拽了出来。

    又比如，《有关袋蛾的科学实验》一节，在这一节故事中，小主人公见到天才裁缝袋蛾以后，决定捉一只袋蛾来，让它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织一件彩色嫁衣，为此，小主人公捡糖纸、晾糖纸、剪糖纸，将这些糖纸屑像一把彩色的雪，洒在玻璃瓶里，果不其然，随着时间的涓滴流逝，“袋蛾用沾满了金粉、蓝粉、红粉与玻璃雪做成了一件世界上最美丽的新嫁衣。袋蛾变成新嫁娘了呢”。作家以这种更漏结构，均匀地、悠然地滴落时间，奏响自然的回声，让我们听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苏北大地广袤的寂静，看到孩子竭力拔节生长，并对抗孤独的种种努力。这努力，有着最敏锐的触角；苦痛是短暂的，在苦痛之后，世间万物相互照应的幽默，却像更漏声一样，顽强地渗透进来，不绝于耳。

    再比如，《蝴蝶草帽》一节，水墨画写作结构的典型。这一节散文，写的是小主人公为了治头上的疖子，而不得不剃光头、挤脓疮、戴草帽的故事，故事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无处不在的美的渲染，作家通过对原野上各种金草帽的渲染（草房子是每个人家的金草帽，草垛是打谷场上的金草帽，太阳是原野上的金草帽），以及原野上一只蓝蝴蝶对孩子的引领，让读者跟着孩子，抵达了满是绚烂蝴蝶的河滩……读到这里，谁都会对作家营造的美屏息以待吧。“它（蓝蝴蝶）合上翅膀停在路边的花上，像一叶蓝色的帆，又像合起来的蓝色手掌，它在招手，它在等他。他一阵眩晕：遇到了神仙化成的蝴蝶。”这蝴蝶的到来，饱含同情与善意，是对这个正处于自卑、沮丧、苦痛中的孩子的深切抚慰。

    这个春天，庞余亮用《小虫子》的精妙结构，继承并发展了《昆虫记》开创性的写作方式：写虫子，并非局限在科普研究，而是要写出人与身边自然共生互照的情谊，写出虫子对童年与成人世界的双重告慰。庞余亮不仅继承了这一种广阔的思想与悲悯心，更以中文之美与散文结构，完成了我们和文学一次完满的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