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树》中的“草木之学”

    刘诗伟是以其小说创作为读者所熟知的，尤其是在长篇小说创作的领域，成果令人瞩目。近期，他为读者奉上了他的第一部散文集《人间树》。优秀的小说家都是讲故事的好手，当他们刨去各种放飞想象的虚构情节，放弃花样百出的叙事手段，转而调动人生里真实的经历和深藏的情感写起散文来，往往格外好看。《人间树》就是这样一部情感隽永、人物鲜活、可读性强的文本。尤为特别的是，《人间树》虽以“树”为集名，实则以树写人，全集共分三辑，分别是“乡亲们”“上辈人”“我自己”，显然是要在无数的人和无数种树之间，建立一种耐人寻味的对应关系。当前的文学界和文化界，在一线的创作及研究中，积极建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链接，切实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已成为众多优秀文艺创作者和研究者们的自觉艺术追求，《人间树》也不例外，读者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品味出其与我国“草木之学”的文化传统的源流互动。
    首先是生命观念。《人间树》以人为中心，以形象呈现生命观念。作为一个有五千年农耕历史的国家，我国大部分地区人民的饮食习惯以植物性食材为主，生命与植物有关；而且，在传统认知观念里，草木即生命，汉语中“生”字的象形来源便是“一株破土而出的幼苗”。中华民族绝大多数先祖生于草木、依于草木，同时种植草木，在漫长的历史中，通过充分的观察、思考和总结，形成了一整套与草木有关的生命观念，生发出“野草烧不尽”“育人如树木”“落红更护花”“叶落要归根”等等朴素思想，并不断铸就“生生不息”的坚韧民族精神，建构“重视故土”的群体心理结构。读者在《人间树》中，也能看到这样的精神闪光和心理结构的展现。比如《喜鹊还在鸣叫》《那些叫做杨树的柳树》等篇章中流露出的故土情结，《哪一棵树最大》《岁岁桃花》等篇章中刻画的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莲婶的苦楝》《两棵树的西瓜》等篇章里记录的生命的代际传递等等。
    其次是自然观念。《人间树》以树为自然的代表，体现了一种人与自然共生、合为自然的自然观。在深沉厚重的草木情结的文化背景下，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天人合一、天人共生的自然观念。在《人间树》中，处处可见人与树木同在和以树木为师、以树木为友的绿色生态思想。也有对树木充满情义而爱惜树木的书写。《母亲的废墟》中写道，1975年，村生产队长砍伐村口的水杉幼林，用木材换取手扶拖拉机，填平湿地以充耕田，母亲因为对这片水杉幼林怀有纪念与希望的情感而气愤落泪，指责生产队长“目光短浅”，表现了朴素的“可持续发展”视野。作家还借母亲之口，表达了对于过去某些历史阶段乡村在环保方面走弯路的反思。《无边的童年》中，则大段引用做医生的父亲所阐释的细菌、病毒与人之间关系的话语，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蕴含着病毒病是一种文明病的病理学观点。此外，在多个篇章中，作家用满怀深情、细腻清新的笔触，描绘出童年记忆中的如画田园，乡野之美被演绎到极致，无形中与无度扩张的钢筋水泥世界形成对照，发挥安抚现代失序心理、批判现代社会中负面因素的工具作用。
    然后是创作观念。在我们国家，自先秦至今，知识分子历来看重“草木之学”的知识谱系，以及以草木为书写对象的创作偏好。孔子在论及学诗的时候，其中一条就是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孔颖达解读《诗经》时说：“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诗经》中，有“荏染柔木，君子树之”，借“柔木”烘托君子外柔内韧、品行高雅的风采，还有“东门之杨，其叶牂牂”，以杨树的傲然伫立，类比守约重诺之人的坚定不移。可以说，以树喻人，以树识人，以树记人的创作路径，在我国源远流长。《人间树》中也有类似的艺术构思，以江汉平原上的品类各异的树，象征生活于此地的拥有百般生活样态的人，但刘诗伟并不满足于只取树木的浅层形象特征进行人的譬喻，而是调动广博、严密的植物学知识，深入挖掘树的历史、特性和深层品格，建构起人与树相互呼应、命运交融的关系。比如，在《喜鹊还在鸣叫》中，用家乡的“柳树”和东湖的“柳树”，映射以“我”为代表的、无数从江汉平原村落里移居到都市的游子的不同生命阶段。“我”们在顺利融入现代化生活的同时，总忍不住频繁回望，思亲忆旧，但这种精神怀乡不带现代性批判的色彩，完全只出于人类珍惜在世生活、总要从记忆中反复翻找时光片段、咀嚼其中滋味的自然天性。为什么是“柳树”与“游子”相勾连？这并不仅仅因为，柳树在中华文化中，一直有惜别、留人的深层含义，常常出现在游子离乡的场合里，作为情感传递的媒介，还因为从植物考古学的角度看，柳树原产中国，以黄河流域为中心，逐步向北扩至东北平原，南至海岛，这不正如我们中华民族先祖的地理足迹吗？以及，柳树生性强健，耐寒耐旱，柳絮撒种或者折枝扦插均能成活，这也如无数离乡游子，克服种种困难，天南海北，落地生根。再如，《沔阳胡贤木》中，以构树类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沔阳奇人胡贤木。胡贤木是一个著名的“文疯子”，学识广博，却举止异常，满大街用粉笔写字，在旁人眼中，是一个平凡又奇特的存在。恰如构树，这种早在《诗经》中就可寻觅到踪影的古老树种，遍布大江南北的村头路尾，枝条杂乱，毫无章法，似乎平平无奇，实则深具个性：构树的叶形千变万化，花朵呈少见的球形，兼且花粉极易致人过敏，可谓暗藏锋芒；树皮坚韧，是造纸的上佳材料，其与书香的渊源，也令人想到胡贤木的高级知识分子背景。在整本散文集里，几乎都是这样以树性写人性，以写树的方式给人立传的作品。述人故事的传奇性使得这本散文集中的多个篇目，呈现出与小说融合的文体特征。而作家在树和人之间，设置的那些值得反复咀嚼、深入思索的对位密码，也增添了作品的余味和读者的阅读意趣。由此，我们也能看到作家本人深厚的植物学素养和写作时巧思密谋的匠心。
    正如庄子在《逍遥游》中说到的：“夫草木之芸芸，岂独人而已哉？”草木如人，人亦如草木。“树性”与“人性”的交织，共同构建了独属于刘诗伟的自然美学和生活哲学。《人间树》的“好看”，验证了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即优秀的作家必然具有多元而宽泛的知识谱系，这种知识谱系来源于深入生活和自然的长久积累。换句话说，一个对于自然世界、周边环境麻木冷漠、毫无所动的人，注定不会有成为好作家所必需的敏感的观察力、丰沛的情感、素材积累和知识积淀。当前的文学创作，“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在敞开心胸引入外来活水的同时，积极续接传统文化的绵长文脉，创作才能永不枯竭，涌现奔流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