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夏墟”的启示

禹州市花石镇阎寨村的夏代遗址，是夏文化探索先驱徐旭生考察过的地方。
1959年4月14日，徐旭生率队离京，对传说叙事中的“夏墟”地域展开历时一个半月的考古调查，发现并考察了王城岗、石羊关、谷水河、阎寨、二里头等重要遗址，为中国考古学带来新的研究方向。
60多年过去，在徐旭生的指引下，夏代考古取得了丰硕成果。随着二里头、王城岗等夏代都邑的发现，“最早的中国”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踏寻阎寨遗址，直面夏代文明，也是向徐旭生等文化先驱的致敬。

今年夏，寻禹·探源全媒体报道组一行沿许洛省道进入阎寨村界，找寻遗址，颇费了一番周折。
经多番询问，这才得知遗址的确切地点：村外一里有余，玉米田中一座电信塔下，正是当年考古挖掘的地点。
一位村民回忆起当时的场面：“许多当地群众参与挖掘，但挖到一定程度就得离开，考古队的人接着干。挖出的有破罐子，还有人骨架等。”“知道这是啥时候的遗址吗？”“不知道。考古队走后，好多人去看，有一个大坑。”
阎寨遗址作为最早进行考古调查的夏代遗迹之一，闻名于海内学界。但村民约略记得的，只有这些已经久远的场景。
在遗址所在处，我们看到一块文物安全责任公示牌，上面写明了遗址保护范围：自遗址中部机井房边缘向东延伸200米至阎寨村西王赖孩住宅西墙处，向南延伸160米至王赖孩住宅南墙院，向西延伸200米至许洛公路东沿处，向北延伸210米至村北土路处。
遗址位于颍河与阎寨河交汇处西北侧。中部微微凸起，四周呈缓坡状，被村民称为“鳖盖儿地”的这种临河台地，是史前先民定居的上选。
阎寨遗址探明的文化层分布面积有13万平方米，与百万平方米的夏初都邑瓦店相比，算是中小型的聚落。
走入田地，玉米苗有一尺来高，疏松的土壤中，处处可见黑色的陶器碎片。
龙山文化，又称黑陶文化。龙山文化的晚期，正值夏王朝的兴起。
1959年5月4日，年逾七旬的徐旭生骑着一匹马，与步行的同事离开登封，进入禹县（今禹州市）境内，入驻花石头寨民兵营部。
第二天，徐旭生来到阎寨进行考察。
一路上，徐旭生时时搜寻着陶片，“未到阎寨，已见龙山陶片。过阎寨，再东未见陶片”。在阎寨村头，徐旭生遇到一干部装扮的人，便询问其保护文物干部王庆昌家在哪儿。得知在东岗村后，徐旭生遂前往与之会面。
王庆昌带领徐旭生回到阎寨村部，从一张床下面拉出自己搜集到的文物，有汉代陶器多件、龙山陶片若干，还有几件石斧。这些文物在村中展览后，无处放置，就被丢在床下。王庆昌表示，这些物品可以带走，越早越好！
徐旭生耐心地劝说道：“这些文物，是禹县，尤其是阎寨的光荣，应向公社请求拨款，做一些展柜，既便于保存，也便于展览。”
在对两件石斧进行拍照后，徐旭生返回驻地。他查看村中提供的遗址示意图，东西两里，南北一里余，觉得尚未完全涵盖。
5月6日，徐旭生又来到阎寨河南岸查看，有龙山陶片，但数量不多。
“这一带土质不坏，并且有渠水灌溉，可是麦苗远不及登封境内：虽已密植，但苗浅，且颜色不正，像是肥施得太少。”看到麦田管理不善，他不无忧虑，“我们在第十一中学搭伙，还偶尔能吃些干的，但是学生、先生似乎全顿皆稀！这边的农业还需要大加努力。”
5月7日，徐旭生一行雇了辆牛车，冒着微雨来到顺店，对谷水河遗址进行调查。
谷水河文化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具有向龙山文化过渡的性质，是夏代文化的先声。
1975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与河南省文物研究所（1994年12月更名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3年4月更名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颍河两岸进行考古调查，除复查阎寨等遗址外，又发现了崔庄、瓦店等10多处古文化遗址。
1983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与郑州大学研究人员对阎寨遗址进行了试掘。
1996年至199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密苏里州大学研究人员在阎寨遗址再次发掘，获得了珍贵实物资料。
“阎寨遗址有重大的发现。”禹州市文物管理所原所长教之忠说，“1983年，这里发现了豫西地区罕见的龙山时代排房基址，还有一个大型的聚落谷物储备库。发掘时尚留存有10余厘米厚的稻谷，经过检测认定，是人工再生粳稻。” 教之忠回忆称，当时在考古现场工作的，是毕业实习的郑州大学考古系“80届”学生。他们挤在一处窖穴内，清理底部黑色的残渣，当意识到那是碳化的稻谷时，有一部分已经被丢弃了。
这些稻谷的发现，对还原古人的生活、生产状况有重要意义。这些囤积的食粮，为何被遗忘了？偌大的阎寨聚落，又因何而废弃呢？
后来，这些稻谷标本多被运往郑州，禹州留存了一少部分。
1996年，美国密苏里州大学专家团队参与阎寨考古时，提出想带回几粒稻谷进行研究。经过河南省文物局批复，决定给他们6粒样本。教之忠打开文物库房，一粒粒数好，郑重交给了对方。
阎寨遗址另一件声名远扬的文物，是石磬。
1983年秋试掘的墓葬，多属无随葬品的小型墓。只有一座墓葬例外，里面发现了这件石磬。
石磬由青石打制而成，未加磨光修整，出土时，已断为两截。专业语言这样描述其形状：鼓部与股部大致相等，倨勾以及鼓、股各边角均呈弧形，磬下边向上弧曲，长78.0厘米，高28.5厘米，厚4.5厘米至5.5厘米。
文物工作者对石磬进行修复，并测定了音域。4000年前的夏乐，重新响彻人间。 对于夏代礼乐，古籍中时有所见。
《山海经》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人珥两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夏启）。开上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竹书纪年》则称：“启升后九年，舞《九韶》。”
种种记载表明，夏代音乐，已经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阎寨石磬，是夏代礼乐珍贵的物证。后来，屈原创制楚辞《九歌》《九辩》等，可称夏乐余绪。
值得思索的是，石磬一般用于祭礼等重要场合。这件已经残断的石磬，为何会出现在阎寨遗址的低等级墓葬，并且是墓主人唯一的陪葬品？
1943年出版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首部系统地研究古史传说的重要著作。
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徐旭生指出，中国上古社会进化过程经历了三次重要变革：第一次是从氏族林立逐渐融合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部落联盟；第二次是以颛顼“绝地天通”传说为标志的宗教改革，专业祭司垄断宗教沟通，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发挥了进步作用；第三次是大禹治水之后，氏族制度解体，“有定型，有组织”的王国出现，历经三代，逐渐发展到秦汉帝国的统一。
为探索他所认为的上古第三次变革，徐旭生1933年开始在关中周秦故地进行调查发掘，1959年又对伊洛、晋南“夏墟”进行了考察。他在殷墟之外的开拓性工作，为中国考古学撑起一个完整的三代考古格局，被称为“探索夏文化的总设计师”。
在《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中，徐旭生规范了夏文化的含义，并指出，夏代的存在毋庸置疑，探索方法是从文献保留的资料中寻觅夏人的活动线索。
面对浩如烟海的历代文献，徐旭生抽丝剥茧，层层筛选出近30条先秦文献，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探索夏文化，应特别注意两个地区：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谷地的上游登封、禹县地带；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一带。
古稀之年的他，不辞长途跋涉，验证这一非凡的推想。
徐旭生在夏文化探索领域先驱者的地位，不仅仅因为他是第一位探索“夏墟”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摸索出了探索夏文化的正确途径与方法。
阎寨，是徐旭生“夏墟”考察中的一个站点。
站在阎寨遗址之上，你可以遥想黑陶时代的生活情景：那时的稻田，稻浪滚滚；那时的乐舞，磬音悠扬。
有这样一位老人，打开了通往夏代的时光隧道。
他骑在马背上，淋在雨水中，跋涉在泥泞里。
他的目光中，写满了对远古秘密的好奇，对民生幸福的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