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禹县两大千古憾事

禹州市素有“夏都”“钧都”“药都”之称，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而享有中原铸造之乡、河南省刺绣特色小镇等美誉的禹州西部重镇顺店，同样文化底蕴深厚。

也正因为如此，民国中后期发生在禹县（今禹州市）的两大千古憾事，都与顺店和诸多顺店籍名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憾事之一：白沙书院被拆

白沙书院是禹州历史上一座著名的书院，其原址在白沙北街村西逍遥山之阳，占地14650平方米。

据民国《禹县县志·学校》载:“白沙书院在县西北钧阳里白沙，本兴国寺。嘉靖十一年(1532)知州刘魁改建，州人张鲲为记。清康熙丙寅年(1686)白沙人苗裔振、李经世重修程朱祠三楹暨大门，登封耿介题额，康熙五十五年(1716)知州李朝柱重修，刘玉威为记。”

而说起白沙书院的前身兴国寺，其历史更为久远。民国《禹县县志》载，在白沙北街村西“逍遥山之阳为兴国寺”。据传该寺建于南北朝时期，唐开元五年(717)曾重修勒碑为记。清道光《禹州志》亦载：“兴国寺在州西北逍遥里，宋太平年间创建，金毁，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僧福定重建。”“明嘉靖十一年(1532)知州刘魁在寺院旧址创建白沙书院。”

由此可以推断，由兴国寺改为白沙书院最迟起于明代。

当时的白沙书院坐北朝南，山门并列三个门洞，中间镶嵌着“白沙书院”阴刻石匾，门额上角署“康熙丙寅”四字，下角署“耿介书”三字。

走进书院，有条宽约一丈、长约十丈的甬道。甬道两旁花木繁茂，古柏列厢。甬道尽头是泮池拱桥，桥北是文昌阁。阁后是面阔三楹、进深约两丈五尺的五脊六兽琉璃瓦大殿，另有东西配殿各三间是教室。大殿后还有供奉程颢、程颐、朱熹三贤的后殿、祠堂及庑房等建筑。

白沙书院宏大规整。清道光《禹州志》载：“白沙书院有地六十亩，以租息为塾师修脯。”到民国初年，书院还有学田300余亩，最多时曾达960亩。由于财力颇厚，多聘名师执教。清康熙年间翰林院编修、登封人耿介，襄县著名学者张仲诚、李礼山，密县大儒钱九府，白沙生员李经世、苗裔振、李复端、李大观、李建午等先后主讲白沙书院，其学子遍布禹州、密县、登封诸县，声望日隆。

可惜几经沧桑，世事多变。自民国二十九年（1940）起，禹县连续三年遭受“水、旱、蝗、汤（匪）”之四害，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时更见大灾年馑，由此人人自危、活命最要，导致白沙书院学生逃离、教师歇业，书院内外杂草丛生，一派荒芜冷清景象。

当时白沙归顺店区管辖，时任顺店区区长李钧涛以“汲师（河南省第五师范）”在顺店办学为契机，另建禹县第一家私立中学——诚正中学。为节省开支，李钧涛命人把白沙书院既有建筑拆除，将木石梁檩等悉数拉到顺店用于学校建设。而白沙书院原有数百亩学田也都改变归属，不知所终。

李钧涛其人，原籍方山三古洞，后迁居顺西宋拐村，民国二十七年（1938）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任禹县第六区顺店区区长。他曾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亲往县城，主动邀请流亡南迁、一时找不到校舍的汲师到顺店办学,从而成就一段佳话。

只是李钧涛放着环境优雅、极负盛名的白沙书院既有建筑不用，为何非要在顺店另建学校和汲师扎堆办学呢？究其原因不外乎有四：一是建诚正中学先由家居顺西的时任国民政府十三县参议杨仕臣提出，他不得不听；二是方便借用汲师老师代课，同时增加学校知名度；三是其本人也在顺店建有豪宅，“哪里官向哪里人”的说辞亘古未变；再者就是方便动员顺店籍商贾官吏解囊相助、捐资办学。

从建设诚正中学助推顺店乃至禹县教育事业长足发展的角度来看，建国前后禹西参加革命的干部大都在诚正中学和汲师求过学，时任区长李钧涛功不可没。然而白沙书院最终被拆毁殆尽，一所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名校沦为废墟，这又何尝不是禹县历史上一件千古憾事，着实令人扼腕叹惜。白沙书院若绵延至今，岂不成就禹州又一珍贵文化遗产？

憾事之二：《四库全书》遭焚

《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在清高宗乾隆皇帝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13年成就的一部大型丛书，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共收录3462种图书，计79338卷，36000余册，约8亿字，其规模是《永乐大典》的三倍半，堪称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

因《四库全书》书卷太多，无论是国家或个人刻印都因成本过高而难以承受，更重要的是它作为当时的“国家形象工程”，岂能容许常人随便看到？由此，乾隆皇帝命人先后手抄了7部，先抄好的四部分别珍藏于北京故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文溯阁、承德文津阁，称为“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则分别珍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称为“南三阁”。这七部《四库全书》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早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

而鲜有人知的是，即便像《四库全书》这样有如此影响力的皇家藏书，其中有一套竟在光绪年间流传到禹州顺店，并在顺店西街的南厂学堂珍藏了40余年，后又辗转至方山三古洞，最终毁于日本侵略者之手。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话说顺店西街南厂有个叫杨九德的，出生于教育世家，大清同治年间中举。他的长女与同窗好友方惠兰的侄子方成周喜结良缘。据民国《禹县县志·科举》载：“方成周，光绪壬午科中顺天府乡试。”另据方岗方氏祠堂祖传的老“轴子”和退休老教师方松周根据该“轴子”及其它相关资料整理的《方氏族谱》显示，方成周又名方硕輔，字启南，大清光绪八年中举，历任山东道台、上海道台、两淮盐运使等职，从二品。两淮盐运使驻地扬州，直属朝廷管辖，权似钦差大臣，掌管全国四成的盐税，是个十足的肥差。方成周娶了四位老婆，大夫人杨氏是顺店人。其中更值得一提的是，方成周的次子方福炎曾任扬州知府，女儿则是袁世凯的儿媳妇。方成周大夫人杨氏死后葬在扬州，当时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等都在其葬礼上送有礼单。

再说方成周父子对杨九德非常敬重，每年逢杨九德寿辰时都会投其所好送上厚礼祝贺，平时也常把他们收集到的一些古今名人字画寄给杨九德鉴赏收藏。

光绪30年（1904）恰逢杨九德80大寿，他的女婿方成周偕外甥方福炎千里迢迢从江南给他带回来一套原版真迹《钦定四库全书》，四个硕大的红木箱子装了一大马车，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杨九德，书卷全用蓝色缎子硬壳纸盒包装，骨肚签穿着。综上方成周父子同在江苏扬州为官、权倾一方的实际，他们极有可能且有机会在清末乱世之际通过某种手段把《四库全书》文宗阁本或文汇阁本弄到手。

当时方成周还为杨九德制作了一块梨木材质寿匾，上书“德贞寿永”四个鎏金大字，落款为：“甲辰年婿方成周书”。这块寿匾在南厂杨九德家临街客厅悬挂了半个世纪，1951年修白沙水库时被集体拉到水库工地当案板使用，后来竟不知所踪。

据杨九德曾孙、今年84岁的杨建禄老人说，解放后杨家家道中落、生活窘迫，杨九德的儿媳也就是杨建禄的奶奶见楼上放置着许多字画和发黄的旧书也没啥用，就卖给了在庄头造纸作坊当学徒的杨贯林换得少许钱财用于生活，而这些书画则被杨贯林装了几麻袋，直接拉到造纸作坊打成了纸浆。

杨建禄小时候，有一次曾偷偷溜进书房，从装《四库全书》的箱子里抽出一本来看，只见上面画满了“小人”，小人身上更是遍布圈圈点点的标志，当时他也看不懂都是些啥东西，后来才知道那是讲针灸方面的书。

话题再回到顺店区区长李钧涛身上。李钧涛关心教育、重视文化，爱书如命，对古籍文献更是上心。因李钧涛的姑妈是杨九德的儿媳，靠着这点亲戚关系，李钧涛经常出入其姑妈家，对姑妈家珍藏的那套《四库全书》垂涎已久。他起初试图劝说表哥杨家环将书卖给他，但知道这部书珍贵之处的杨家环又怎会舍得，如此三番五次都拒绝了李钧涛的要求。

李钧涛一看软的不行，干脆就直接来硬的。于是他派人来到姑妈家里，硬是把整套《四库全书》强行拉到了区政府。其表哥杨家环追到区政府讨要，结果又被李钧涛的手下给暴打了一顿。后来李钧涛怕夜长梦多，就把这套《四库全书》转移到了其位于方山三古洞的老家安置起来。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5月，日本人占领了方山，日军指挥官德田一郎大尉率部进驻方山寨，并在这里成立指挥所，对豫西抗日根据地实施大规模围剿。当德田一郎偶然得知方山三古洞藏有一套珍贵的古书后，遂派兵入村翻箱倒柜、搜刮抢掠，最终把这套价值连城的《四库全书》给找了出来。因为书太多不好运输，遂挑选其中一些他们认为重要的卷本辗转交于日军总部送回日本效忠天皇，其余的则当场全部烧毁。

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日本先后在我国掠夺文物1879箱360万件，其中珍贵文物15245件，事实上更有大量珍贵文物无法统计，这也是留给中华民族永远的遗憾。而这套被抢夺和焚毁于方山的中华文化瑰宝原版《钦定四库全书》，虽然仅仅是日本侵华战争罪证中微不足道的点滴部分，但在禹州历史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却是遭受了一个无法估量的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