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州石鼓歌

——《曹广权<观禹州逍遥山汉摩崖碑浅井魏造像记拓本歌为方生作>》浅考

    1918年春天，距禹县城西六十里的白沙镇颍河西岸，逍遥山北麓，一位姓杨的村民在周围杂草丛生的河堰上，发现了一块完整的大石头，石上刻有“中郎将卫坚黑袁平王居乳”字样，分三行，每字两寸见方，共有11个，字体为汉隶。当时的禹州文人方紫权听说了此事，深谙禹州历史的他知道摩崖碑是件宝物，就拓片保存了下来。
    时间过去了一年多，到了1919年，方紫权把拓片连同近年来在浅井获得的北魏石婆臼造像记的拓片一起邮寄给了在宝应县隐居的湖南大儒曹广权，曹公曾在禹州任知州，后任礼部参议四品京堂，典礼学院士，学识渊博，博古通今，一并邮寄的还有北魏时期魏武帝元氏家族墓志拓片两片，方紫权想让曹广权为此题跋，并说明题跋后将要刻碑。
    曹氏获此拓片，很是震惊，认为此汉摩崖石刻应是禹州历史上金石之祖,想到韩昌黎作石鼓歌，又联系到当时社会现状，感慨万千，随为方紫权作歌一首。歌曰：
    曹广权把所作之诗歌回寄给了方紫权，但又担心刻石效果，于1920年2月22日，写信给禹州名士王棽林，提出请禹州匠人李振邦操刀刻石。以曹王亦师亦友之关系，信中所提请求定然遂愿。就这样，1921年正月，石碑初刻成。同月二十四日，王棽林作跋记之。从现存拓片看来，曹歌在前，王跋在后，字字珠玑。跋曰：
    自民国来，书法尚古，断自隋前。然物之显晦，有时得贤人一言则重于九鼎。吾禹故物，鲜驰域外，唯天宁寺残字入毕秋帆《中州金石记》，杜岗寺遗经载孙渊如《环宇访碑录》，谈士及焉。至汉中郎将碑久列禹志，终在若有若无之数，石婆臼近年拾得，虽禹人亦不尽知之也。
    客春，方君紫权则思有亦并重之，拓二纸媵以新出元魏二墓志，邮寄吾师南园先生索跋。棽林方家居，奉吾师二月二十二日自宝应邸书曰：昨始得紫权索跋各件，作一歌了之，据云欲刻石，字与诗皆不甚佳，弟可索观之。石工吴振邦尚在禹否？昔颜鲁公作书，每使其仆润色之。拙书只可仗吴振邦铁笔改正之。盖吾师谦抑自嘲云耳。棽林益信此字与诗必皆吾师得意之笔，又书家类自爱其字，不肯令拙工败之，故远道驰书相告。
    越今岁，初刻成，紫权委志其缘起吾，师书天下早有定论，一歌则韩苏石鼓之作，有始信者夫，自三都赋贵而元晏序读者反鲜，今吾师字诗双绝，此吾禹旧两片石何如？然吾禹两片石遂因之显矣，此紫权之劳也。辛酉旧历正月二十四日受业王棽林敬跋。
    汉中郎将碑禹志多有记载，列举如下：
    明·嘉靖《钧州志》：“在州西六十里，北临颍水上有汉中郎将墓，摩崖作碑，篆字犹存”。
    清·顺治《禹州志》：“郡北六十里，白沙店北。相传汉中郎将墓北临颍水，摩崖作碑，刻篆字多剥脱难读”
    民国《禹县志》：“逍遥山东临颍水，北与黑龙山对峙，其阴有汉中郎将摩崖碑，其阳有白沙书院”
    《禹州市志》：“此碑刻于西汉。清末白沙杨氏从颍河边的堰上发现此碑，书体为汉隶，字大二寸左右。该碑曾被认为是禹州金石之祖”
汉朝武官的级别分：将军、中郎将、校尉三级。由于将军并不常置，有战事时才冠以统兵者将军之称，所以平时一般武官所能获得的最高官职为中郎将。历史上不同时期中郎将官阶高低不同，三国时期颍川人徐庶为右中郎将。
    禹州汉中郎将碑现已不知何处，与“谈士及焉”的天宁寺残字和杜岗寺遗经相比，汉中郎将碑毕竟有拓本见于曹王等人，而后者只是听说。从曹歌中推知中郎将碑字体书法必然高古，能令曹公誉为“金石祖”、“石鼓”的碑刻，多么令人遐思哟。
    石鼓文系中国最早的石刻，为秦代人所为。韩昌黎感慨石鼓文的废弃，作长诗《石鼓歌》。今石鼓早无文字，但仍存北京故宫，真可谓“得贤人一言则重于九鼎”。曹广权获睹禹州出土中郎将摩崖石刻拓本，为方生作歌，非为方生，实为禹州所作也。我谓此歌“禹州石鼓歌”也。但歌中描述与志书记载有相悖之处，今存疑如下：
    其一：明·嘉靖《钧州志》和清·顺治《禹州志》 记载禹州汉中郎将碑为篆书，而曹广权所看拓本显然为汉隶。
    书法的发展大致遵循着这样一个路线：大篆——小篆——秦隶——汉隶，小篆和汉隶对比，有着无法理解的差别。中郎将碑字体到底是汉隶还是篆刻？待考。
    其二：曹歌中提到碑上刻有“中郎将卫坚黑袁平王居乳”共11个字，而《禹州市志》和清·顺治《禹州志》校注（五十五）中都是“中郎将卫坚黑表王居乳”10个字。孰对孰错，难定矣。
    愿我禹州至宝“汉摩崖石刻碑”早现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