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人书治伯

岁月的年轮冲淡不了镌刻在心底的记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书治伯的钦敬和牵念反倒与日俱增起来了。

早些年，乡村里修房盖屋、娶妻生子、老人过寿，乃至牛羊下崽等，都习惯于花上块儿八角钱或是搲几瓢粮食作资，请说书人到家里来说上一两场书以示庆贺。而书治伯就是当时游走乡间的众多说书艺人中的一个。他斗大的字不识一升，硬是靠死记硬背从师父那儿学来一肚子的“大本头儿”，走南闯北唱了大半辈子的“说书戏”，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书治伯年轻时，他的“说书戏”在“山北”一带叫得很响，只要被人请去扎下场子，往往一两个月才能返回家里来。好在他一人吃饱全家不饥，单靠这门技艺混饭吃，生产队里不硬拦，乡亲们不计较。作为回报，有朝一日他从外面回来了，就义务为老少爷们奉上几场“说书戏”乐呵乐呵。

有一回书治伯在一个地方说书，有个叫崔银花的姑娘迷上了他说的《杨家将》。书治伯在那儿说了个把月的书，崔银花硬是追着戏场子跑遍了那片村落的沟沟岔岔。到最后，崔银花跟着书治伯回到村里来，成了名副其实的“书治大娘”。

我真正和书治伯发生交集，则是在1986年之后。那时农村已经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家户户有余粮且有了存款，电影作为新生事物也逐渐在乡村里走俏，人们家有喜事都改以演电影的方式庆贺，书治伯的“说书戏”逐渐失去市场，年近七旬的他无奈只好“退休”。

尽管如此，每到晚上特别是漫漫冬夜里，书治伯住的窑洞里仍挤满听他讲“古今儿”的中老年人。我家曾买下生产队一条旧窑洞来饲喂牲口，与书治伯家相邻。而我当时辍学在家，白天放羊，晚上则睡在窑洞里与牛羊作伴，于是也“近水楼台先得月”地成书治伯家窑洞里的一员。

书治伯窑洞里的集会，一般是先闲聊儿后“说书”，等人来得差不多了，书治伯就在八仙桌旁的椅子上正襟危坐，抬起右腿搭在左腿上，再铺上一块儿厚厚的帆布，然后接过书治大娘递过来的二胡，抖动两下弓杆，调整一下琴弦，确保音效处于最佳状态。接下来轻咳一声清清嗓子，拿起醒木往桌上一拍：“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人也来得刚好了。咱们书接上回！”一阵抑扬顿挫的二胡声响过，书治伯说声：“上回书说到……”才算正式开始。

书治伯的声音略显沙哑却富有磁性，他会根据故事情节需要，一会儿装成叱咤风云的英雄好汉，正义凛然、无比威风；一会儿又扮作弱不禁风的花容娇女，羞羞答答，燕语莺声；忽而策马扬鞭，“哒哒哒”的蹄声让人如临其境；忽而两军对垒，眼前仿佛一片刀光剑影……但见说书的眉飞色舞，听书的如醉如痴，直到“啪”的又是一声醒木响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大家才仿佛从梦中惊醒。

听书治伯说书，除了精彩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他那两筒鼻涕。鼻涕随着他说书的动作上下抖动，欲滴还休，几乎要粘连到胡子上，实在令人忍俊不禁。可是他始终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直到一场书说罢才腾出手来，捏着鼻子“哧哼”一下擤了，弯腰抹在鞋底子上。

我陶醉于书治伯的“说书戏”里，逐渐摸清了其中的“套路”：先拉一段二胡，敲几下响板，然后讲一段儿故事；接着是边拉二胡边唱，唱词则是刚才内容的重复。这样对听众来说，当中离开片刻也不影响对故事情节的把握；而对说书者来说，如此反反复复、兜兜转转，一场书下来讲不了几段精彩的故事。难怪这门行当叫作“说书戏”了。

书治伯说的书除了在“本儿”的，也有许多不在“本儿”的，多是根据他在外奔波时的所见所闻，再结合自己的所思所想说唱出来，歌颂真善美，鞭笞假恶丑，教育和启迪身边人爱党爱国、尊老爱幼、向上向善等，我打心底对书治伯这种现“买”现“卖”的本领愈发佩服。

而今，书治伯已经作古，具有时代烙印的“说书戏”也淡出人们视野，然而我却始终忘不了乡间冬日里那条挤满人群的旧窑洞，更清晰地记得一位鼻涕长挂的老人拉着二胡忘情说唱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