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州风俗

风俗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古人定义为：“行于上谓之风，成于下谓之俗。”

禹州历史悠久，风俗几经变迁，勤劳勇敢的禹州人民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了丰富的地域文化风俗，厘清一方风土人情以及变迁，有益于禹州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也有益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扬。

春秋时期，禹州称栎邑。民风淳厚，忠于王权，但缺点是人们鄙视朴素。栎邑曾为郑国别都，左丘明《季札观乐》中吴公子季札评论郑风用现代话翻译过来就是“美呀！但繁琐得太过分了，百姓忍受不了。这大概会最先亡国吧。”春秋及以前时期，禹州风俗尚忠而鄙朴。

战国时期，七雄争霸，各领风骚。禹州为韩国之都，称阳翟，史载“韩灭郑而都之”。《史记》和《战国策》中记载了苏秦为楚以合纵说韩宣惠王，张仪为秦以连横说韩王，合纵连横说涉及阳翟风俗，纵横家之说辞有其为了政治目的的片面性，但和历史记载结合起来，从侧面也反映了禹州当时的风土习俗。《史记·货殖列传》则记载了那时候禹州经商做生意的人的风俗。

“尚游侠”是战国后期禹州当时的风俗，仕子申不害和韩非以法治国，著书立说，“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建立了法制的思想体系和理论学说。民俗受其影响较深，居民以自私自利、诉讼官司为有失，崇拜侠客。当时主要侠客有薛况和代诸白两人，尽管聂政刺杀韩相侠累的故事发生在这里，但聂政是今济源人。

汉朝兴起，禹州侠客更是多多，“吏俗朋党”，这个时期，颍川太守赵广汉为了惩治朋党，诱导民吏相互倾轧，使得禹州民吏相怨，家家结仇，禹州风俗到了“吏民相告诘”最丑陋的阶段。

颍川“吏民相告诘”之风俗随着太守韩延寿、黄霸的教化治理而变为“路不拾遗”、“礼让”、“瞻助贫穷”、“狱或八年无重罪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一地风俗恶美、升降相间。此时颍川风俗又升至美好的时代。“君子德风，小人德草”也。

汉兴，禹州人才辈出，奇士渊薮。“光武中兴，以经术缘饰吏治，益安静之，民悉更化，士笃守儒术，嫉恶慕忠”、“郭氏独以法学起家，一家自为风尚”、“延之汉季，颍益多奇士”。“司马徽、徐庶、郭嘉、赵俨、辛毗之伦，皆有显名”，有“颍川之士利如锥”之说。

到了晋朝，禹州风俗“士风端愿，民俗勤劳，有巢许清节之风。”

南北朝时期（元魏）佛教兴盛，民俗信奉因果报应。“捐金礼佛，求福田，英烈比肩，礼让为先。”

至隋，“好尚稼穑，重於礼文，其风俗皆复於古。”

再到唐朝，尚科举，俗崇浮屠，与元魏同。武则天称帝，当时禹州“称妻为夫君”，史载“风节不振”。

北宋建立，其俗一变。民性安舒而多衣冠旧族。阳翟山水清奇，士大夫多居此，如：苏辙、杨億、陶榖、田况、张耒等，或买田购舍，或置业寓居。颍川为士大夫之渊薮。当时，崔鶠、陈恬、田书、李廌戊己四先生并居阳翟。文章经济，照耀一世。再后，故家大族随宋南迁，遗民苟且度日，学殖日落，风流阒寂。

金之际，钧州隶金，景气清澄，淑览高旷，号为“东望”。豫州诸郡莫与为比。寓贤实多，诸如元好问、李献能、李遹、李纯甫、王鬰等皆寓钧。

元重道教，筑宫度人，在在皆是。儒为世贱，士风不振。

明朝重科举，高仕宦。或传王述古及弟则古未达时，手指城外梁北坡田曰：“尽在吾书中矣”。致力于举业者，其风尚可知。成化年间，藩徽既建，奢靡之俗渐於闾里。

清朝时期，文人雅士惟山水诗酒是娱，淡於仕进，多艺花种竹，帖经之学，非所屑意。乾隆以降，重於药市，人稍习贸，迁逮清末，俗渐奢靡。

禹州历来为士大夫之渊薮，人才济济。“韩非列在诸子，秦王心倾吕览入之杂家，班志论定晁错上贵粟之策，贾山有《至言》之陈，忠臣张良之乡，孝子黄香之墓，唐四杰卢照邻留骚韵於具茨岩下，明七子李倡李方叔之风流居，苏门六君子崔德符之品藻，许党四先生逍遥观内亲挹道风……”山清水秀，士大夫居此多矣。

风俗美恶升降，除了政治因素外，与治理者关系十分密切。“有贤吏以道於上，有文儒以持於下，树为风声，蒸为习尚。”纵观禹州历史风俗，有三个时期非常美好，一个是西汉韩延寿、黄霸治理颍川郡时期，一个是北宋年间士大夫居阳翟时期和金朝“景气清澄，淑览高旷，号称东望”时期，可谓人民安居乐业，政治清明，民心向古。

毋庸讳言，禹州历史之风俗，除了“尚忠”、“有巢许清节之风”、“尚游侠”、“好文法”等社会进步的风俗外，也有其弊端。奢靡之风自古不断，如春秋时期“其细已甚”，明朝徽藩时期“奢靡之俗渐於闾里”及清末“俗渐奢靡”都客观记载了禹州奢靡之风。

如今，在禹州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创建文明城为契机，全市形成了“爱党爱国，圆梦中华，家在禹州，爱在禹州，爱岗敬业，务实重干，崇德向善，明礼诚信，友善包容，助人为乐，遵法守纪，见义勇为，孝老爱亲，邻里和睦，移风易俗，健康生活，爱护环境，文明出行，扶危济困，志愿奉献”的良好风俗。

让我们携起手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持之以恒除陋习、齐心协力树新风，带头争做移风易俗的倡导者、践行者、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