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的困局与破局

《围城》 钱钟书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钱钟书大师写的《围城》跨越时间和空间,直击人性的本质。在嘲笑怒骂中,将人性的弱点和社会的丑陋暴露无遗。即便过去近一个世纪,读来仍不由得和人物同悲同喜。有人说,所有伟大的喜剧其核心都是带着深沉的悲剧色彩的,正是这种强烈的反差,才最容易让人在笑中带泪,在笑里反思。钱老的《围城》实质上就是那么一部看似嘲讽一群高级知识分子的众生相,但让你读透之后,又不自觉会对号入座,觉得有那么几分是在鞭挞自己,仿佛自己也是《围城》里的困兽一般。
《围城》主人公方鸿渐是个从中国南方乡绅家庭走出的青年人。方鸿渐聪明、才思敏捷,玩起聪明的花招丝毫不亚于他的对手们。他出国留学,骗了爱尔兰人的假博士文凭;他善良、与人为善、性格随和。即便被人欺负,也没有报复心,更无心计;他幽默,谈吐风趣,巧舌如簧,特别能吸引初次相识的女孩。例如他拿鲍小姐的未婚夫出气,灵机一动巧舌如簧地提出“信基督教的人不能做医生”的歪理邪说。方鸿渐的性格有如上饶人说的“麻糍粿”人,香甜可口,任人搓揉,就像去三闾大学的路途,赵辛楣总结他:不讨人厌,却毫无用处。方鸿渐就是一个软弱退缩,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典型人物。恰恰是他的这种懦弱性格使他成为处处受欺、事事不成、屡屡退却的失败者。
方鸿渐是典型的表现型人格,只关注短期效应。懦弱、散漫、自大使他一次次陷入困局。懦弱,缺少独立自主的精神,是悲剧产生的源头。家里安排婚姻,想反对,却慑于父亲淫威,改口不提;拿着岳父的钱,到国外四处游玩;回国后,不思如何谋生,住在岳父家白吃白喝,结果是吃人嘴软,拿人的手短,间接毁了自己的婚姻。方鸿渐自从留学归来,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经历了“从外地到上海——从上海到三闾大学——从三闾大学再到上海——再从上海去外地”这个封闭的人生轨迹。他每一次更换环境都不是自己主动做出的积极选择,而是因为陷入了困境,求得暂时的解脱。可惜方鸿渐实在缺乏斗争精神,极少采取斗争手段,所以他总是不加抵抗地遭受打击,屈辱地承受失败。
散漫,缺少专注执着的干劲,是悲剧演化的推力。学业上散乱无章,留学变成游学,专业三四个,国家三四个;感情上心猿意马,走了鲍小姐,马上又围着苏小姐,见了苏小姐又爱上了唐小姐,弃了唐小姐,又被孙小姐勾了去;事业上,银行也行,学校也罢,到后来去报社,没个计划和韧劲。《围城》中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情节,方鸿渐受到唐小姐的斥责之后,痛苦地站在雨里,绝望地承受苦雨的冲刷,然而就在唐小姐叫人请他回来的时候,他却像狗抖毛似的把雨抖掉,走开了。这个戏剧性的情节似乎是命运在捉弄他,表面上看有点阴差阳错的偶然性,但是这个偶然现象背后却存在着必然性。
自大,缺少自我反省的意识,是悲剧延续的原因。每一次失败,每一次挫折,他除了痛苦、懊悔,却从不反思。因为缺乏悔过自新的勇气和锲而不舍的韧劲,最终还是放弃了反思,任由命运摆布。
三次阅读《围城》,笔者有不同的感受。书中不只是写婚姻的“围城”,而是写了三重“围城”,学业的“围城”、婚姻的“围城”以及事业的“围城”。
如何从围城破局?笔者感悟到:独立是立世的根本,一切幸福的源泉。人一旦独立,则有如“浮萍”生根,扎入大地,从此有了养分,可以茁壮成长。否则,任由外力施肥,终是消化不良、营养不足,成了“病秧子”,得了“软骨病”,是无论如何成不了才的。勤奋是成功的路径,没有艰苦的奋斗,是得不到美好的结果的,求之越苦,得之越甘。反思是进步的阶梯。吾日三省吾身,没有反思,哪来进步?只有以问题为导向,不断改进,跳出自己的舒适区,才会迎来阶段性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