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农村的广播匣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村南头怀亮,原来是“公家人”,不知什么原因,也回家成了老农民。他带回来一台收音机。
收音机是个大木匣子,有几个旋钮。旋钮一扭,就有了声音。会说话,会唱戏,还有鸡鸣狗吠,人欢马叫,这在全村可是引起了轰动。晌午头儿或者晚上喝汤的时候,人们端着大碗的红薯稀饭,走半里地到他家听广播。听得目瞪口呆,听得津津有味,听得议论纷纷。
有好奇的顺着木匣子的缝隙往里瞧,这么小的地方,咋会装这么多人,这么多东西?百思不得其解。
收音机不是随便听的,它的主人有时候说没电了,有时候说它也要歇歇,得看主人的脸色和心情。人们眼巴巴地望着,最后悻悻而归。
进入七十年代,公社办起了广播站,给每家每户都安装了小喇叭,也就是有线广播。
为装小喇叭,公社,大队可真是下大力气、花血本了。栽电杆,扯线路,翻山越岭,趟沟过河,还给每家每户无偿提供小喇叭碗儿。当然,为了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社员群众高兴得不得了。装上小喇叭那天,村里比过年都热闹。又是敲锣打鼓,又是放鞭炮。大人小孩儿都是喜气洋洋。家家户户都同时唱起革命歌曲,唱起了样板戏,歌颂着大好形势。
人们听着广播,干活增添了力气,红薯稀饭喝着也特别香甜,干活的激情更加高涨。偏僻的农村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然而,好景不长,小喇叭成了哑巴,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有人趁月黑风高偷割电线。电线是豌豆粗细的铁丝,晾晒被褥,捆扎东西,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更有胆大妄为者,连电线杆也偷。电线杆是木头,盖房子做檩条再合适不过。
这还得了,这不仅是偷盗公共财物,更是破坏大好的形势。公社,大队严厉查处,还组织了巡逻队。然而,窃贼太狡猾了,线路沿途几十里,不是这里被盗就是那里被窃。今天这个村抓住一个,明天那个村又冒出一个;电线今天接上了,明天又割断了,防不胜防。最终,小喇叭不响了,不仅电线被偷完,电线杆也不知所终。
偏僻的农村又陷入了沉寂。歌曲不唱了,戏曲听不成了。人们又像过去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缺了情趣,少了激情,无聊而又沉闷。
不知是谁发明的,利用现有的喇叭碗儿,在房顶或树上竖起一根天线,串连一个三极管或二极管就可以听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声音虽然没有有线广播响亮清晰,可在近处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原来,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在我们那一带的三峰山上装了转播塔,信号很强,周边几十公里都能感受到。一传十,十传百。不少家庭都接上了这种土广播。小喇叭又响起来了。
接小喇叭自然也是技术活。天线要竖在没有遮挡的地方,越高越好。最重要的是连接三极管或二极管的方法,还有地线。如果加节电池,声音会更响亮。
我的初中和高中就是听着小喇叭度过的。尤其是晚上,一边看书学习,一边听新闻,听歌曲,听样板戏,了解国内外的大事。从中还真了解了不少国内外的形势,增长了不少知识,开阔了眼界和心胸。
小喇叭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当钟表用。晚上十二点,雄壮的《国际歌》准时响起,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六点,听到欢快的《东方红》响起,起床上学去。
小喇叭不用费电,不用花钱,从早响到晚,在那个年代,它成了我了解外边世界的窗口,增长见识的平台。
说起小喇叭,还有段有趣的小故事。
年长我几岁的江娃儿哥家里穷,也没有什么文化,找对象成了问题。在农村已经算是“过拢儿”了。一天,有人给他说媒,女方来家相亲。虽然那女方也没有上几天学,可总想找一个有文化,懂技术的人。
怎样促成这段姻缘,帮助江娃儿哥一下,我们几个小伙伴儿想了一个招儿:一会儿去个人到江娃儿哥家,说是小喇叭不会响了,要他去修;一会儿再去个人,说是生产队的柴油机坏了,要他去修;江娃儿哥成了无所不能的能工巧匠,成了人们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人物。
女方很满意,在她眼里,江娃儿哥不再是只会下力气的笨汉子,而是有文化,有技术的人才。不再挑剔家庭贫穷,人的丑俊,很快就定了婚,结了婚,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四十多年转眼之间过去了。不知不觉间,家家户户有了收音机,有了录音机,有了电视机,有了音响。听的,看的,玩的一应俱全。
不知为什么还会想起听小喇叭的年代,怀念那个听小喇叭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