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新认识(二)
人们把治水看成大禹的主要功绩,对其他事迹却知之甚少。
有不少人说:启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变“公天下”为“家天下”。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三点不妥:
其一、夏朝是否存在奴隶,在历史上找不到任何依据。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奴隶的存在,但奴隶社会这一形态从未形成。也就是说,中国只存在过封建专制社会,不存在奴隶制社会。社会性质,应以社会主流为标志。
其二、生活最权威。《孟子》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几乎是一无所有的五帝时代,也只能是公有制社会。《盐铁论》记载:“三年耕而余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夏有了丰富的物质,私有制社会自然而成,这是历史进步的必然结果。而夏也并非是人们所认为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师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社会,夏商周三代之帝王继承了大禹的治国理念,权不为私谋,体察民心,造福于百姓,也可以说是个天下为公的社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画地为牢”,这样的文明秦之后也很少再现过。所以,称三代为“家天下”是不恰当的,可以称之为“国天下”。世袭制开于启,家天下秦为头。
其三、“大禹治水、平三苗、划九州”为天下一统打下了坚实基础,“承天继位、统一思想、涂山大会”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统一管理的夏王朝。《吴越春秋》曰:“因传国政,休养万民,国号曰夏后。”大禹继位当年,颁布夏历于天下,改“载”为“岁”,建学校,办养老院,召开了有上万个国家参加的涂山大会。推行税法、刑法,设百官,“三载考功,五年政定”。百岁时,又在会稽召开了计功大会,斩杀了藐视国法的防风氏等,这一切都是在行使国家权力。因此,启只能是夏的继承者。
也有学者把夏认定为“酋邦”或“部落联盟”。在那个交通极不方便的年代,部落联盟只有少数部落才能组成,夏“塗山之会,诸侯承唐虞之盛,执玉帛亦有万国”,这会是一个怎样的联盟形式?部落联盟是平等合作,领土己有,不存在谁服从谁,而夏不仅有了最高权力机构,而且土地国有,统一上交贡税(禹“赐土姓”、制《禹贡》),这与部落联盟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形态。
国务院《夏商周断代工程》现代考古探测之《夏商周年表》,确定夏朝起始于公元前2070年,终止于公元前1600年,这个时间与多数史料吻合。夏商周断代工程采用系列考古样品碳14测年的方法,测试精度达到0.3%,AMS法对有字卜骨测试精度达到0.5%。《纲鉴易知录》记载:“大禹。《纲》丙子,夏后禹元岁,春正月,禹践天子位于韩”。《御批通鉴辑览》曰:“(禹)丙子元岁,王即位,国号夏”、“十四而始用,九十三践位,百岁而崩,在位八年”。《汤踪禹迹》曰:“(启即位)元年丁亥,均台之会诸侯”,大禹在位8年,启守丧3年,以“丁亥”推之大禹也是“丙子”年即王位。公元前2070年为辛卯年,丙子年是公元前2085年。我们以“丙子”这个历史坐标,推定大禹建立夏朝的准确时间是公元前2085年。此与夏商周考古探测之2070年有15年的误差,刚好在0.3%—0.5%之间。公元前2085年这个时间是准确的,夏的建立距今4105年。
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中国又启动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科研项目。2020年1月《求是网》发表的《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考古实证》,应是考古学最新研究成果与学术动态。文中以“王权”、“战争”、“贫富分化”为标志,来认定文明的起源,其本身就缺乏文明,把这样的社会称之为文明,文明岂不成了不文明,探寻文明又有何意义?况且,“王权”、“战争”、“贫富分化”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存在,可以追溯到上万至几十万年前。文中关于“区域”文明的界定时间差距很大也足以证明这一点。而区域文明的认定是很难的,不管界定文明的标准是什么,部落文明的形成要比考古发现早得多。一个国家的文明史也不应是部落式区域文明的组合体,而是应以民族统一,天下一家为前提,这是最基本的一点。考古看到的只能是支离破碎的影子文明。文明探源是一项考古所根本无法完成的工程。
只有以国史为入口,才能构建出一套充满活力的文明体系,一套有巨大作用力的文化体系和一套有真正影响力的价值体系,从而筑起一座永久不变的历史、文明、文化、价值、行为坐标,快速现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