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理想·教育：评聂震宁长篇小说新作《书生行》

    现在媒介贴在聂震宁身上的标签不是“著名出版家”就是“阅读学专家”抑或是“全民阅读推广大使”，这些都没错。只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尚在广西的聂震宁还是一位在全国颇有影响的青年作家，1988年即荣膺首届庄重文文学奖。201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曾以《长乐》为名新版过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作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合集，20余年后重读那些“旧”作，其浓郁的乡土气息、幽默的人物语言、灵动的叙事短句仍弥漫着足够的味道。从一位优秀的青年作家成功地转身成为他人作嫁的幕后“好汉”再到退出一线后的“阅读学专家”，虽行行皆精彩，然我则更是期待他重操创作旧业。
    暌违20余载，小说家聂震宁归来！且“复工”伊始，便是一部名为《书生行》的长达30余万字的长篇。
    这是一部时代之书。
    《书生行》的时空背景显然经过精心的选择。故事起于1959年终于1964年，但故事的主体时间则是铆定在1963年。关于这期间及前后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发生的若干大事件，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有明确定性。不难看出，《书生行》选择这样的时点为自己叙事展开的主体显然颇有讲究。
    不仅如此，作品又进一步将自己叙事的主场景设定在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一隅的广西沂山县第一中学，这是一处既有历史渊源又是当下重点的中学，因此当时它的校长竟然是由一名15级干部担任。于是，一个大时代的特殊时点、一个基层的小空间加一群小人物共同构成了《书生行》叙事的基本时空。以大托小、以小见大，呈现与反思的则是共和国历史上走过的那段辉煌与曲折。没有这个大时代的映衬，那些小人物的作为毫无意义；没有那些小人物命运的起伏，那个大时代的辉煌与曲折也无从映衬。在我看来，这恰是《书生行》最根本的价值之所在，也是这曲“教育诗”得以唱响之所依。
    这是一部理想之书。
    尽管《书生行》故事发生在那样一个暗流涌动的年代，但作品却充盈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情怀。其代表人物就是作品的两位主角秦子岩与舒甄好，簇拥在这对基层青年教师伉俪身边的则是一群同事及相关人员。这群同事来自五湖四海，也不乏学富五车之士。因1963年那个特殊的时点，这些同事及相关人员的众生相也便显露无遗：有的迂、有的滑；有的呆、有的诈；有的善、有的恶……正是在这组群像的映衬下，秦子岩与舒甄好这对基层青年教师伉俪的纯真与善良、质朴与坚守才被映衬得格外突出。
    秦子岩与舒甄好，这双金童玉女，一个毕业于北师大教育系，一个出自武汉大学图书馆系，1959年于武汉珞珈山下萌生情愫。因其父被错划右派，舒甄好毕业后只能分配到边远地区，秦子岩便“自然而然”地建议她去自己的母校、即广西沂山县第一中学就业，并背着她以其未婚夫之名向该校老校长推荐；而晚一年毕业本已留在北师大担任助教的秦子岩因学校解决两地分居无望，便毅然申请调回母校与新婚妻子团聚。于是一个是校教导处副主任，一个是校图书馆管理员，比翼双飞，本拟施展一番宏图，无奈潮流暗涌，人心不古，右派子女舒甄好终被贬至公社中学，而已升职为教导处主任的秦子岩也主动申请下放至公社中学。
    这对年轻伉俪看似不谙世事、不明人情的所作所为很容易被打上虚幻的标签，但这恰恰是作家的刻意为之。这样一种理想的投射与情怀的彰显与那样一种波云诡谲的大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孰是孰非、孰善孰恶，一目了然。正是因为有了前述“时代之书”那样的大背景为铺衬，这种理想的光芒、浪漫的功效不仅具有足够的合理性，更产生出一种特别的艺术功效。
    这是一部教育之书。
    《书生行》的故事发生在一所基层中学，作品人物也以教育工作者为主体。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书总是要教，人也是要育，作者开篇也明确宣示：“献给我所有的老师。”因此，称《书生行》为一部教育之书确是实至名归，只不过聂震宁笔下的教育自有聂震宁的特点。
    近十年来，“阅读学专家”“全民阅读推广大使”是时常贴在聂震宁身上的两大标签。而这次聂震宁则将自己的阅读理念灌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书生行》中有关时代、有关理想、有关教育的内容大都是通过书与读书这个“中介”展开书写。比如开篇不久写秦子岩与舒甄好在武汉珞珈山下的邂逅，自然带出图书馆及图书馆事业在中国的发生与发展；比如林茂坤老师那“迄今为止，我们从古代作品中还找不到一篇没有毒素的作品，古代作品教学一定要批字当头”这类的放言也是事关阅读，既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风景”也暴露出这位所谓知识分子的本质。
    而《书生行》中有关阅读特别是“读什么？如何读？”这一内容则集中表现在秦子岩与舒甄好这对理想化身的言行之中。
    在秦子岩的支持下，舒甄好决定在校图书馆每周举办一两次“读书专题讲座”并制定出一个28讲的讲座计划，当校领导提出要对专题讲座从政治上把关时，秦子岩自然明白其中意思，主动对这计划进行了一次调整。可见，秦子岩也并非不顾大局，他只是在尽量守护着“读什么”的基本底线。至于“怎么读”的问题，《书生行》中也有相当篇幅涉及，且大都是通过老师们对具体作品的赏析时来表现。比如金老师对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创作的名著《牛虻》的讲解就颇有代表性，他先是说明自己是因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知道了《牛虻》，再介绍作者其人，接着说“牛虻”的寓意就是指革命者要有飞蛾扑火般的执着和勇气，进而总括说这本书“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故事里有压迫有反抗，有欺骗有后悔，有爱情有思念，有激情有忍耐，有亲情有真理”。这样的赏析既非简单抽象，又避免了满堂灌输，最后落脚于鼓励同学们自己去读原著……凡此种种，既是在讲教育，也是在说阅读；而说阅读，既不是简单抽象地吆喝，也不是满堂灌输，而是从读什么到怎么读的全过程启发。
    时代、理想、教育这“三书”，既是笔者对《书生行》的理解，其实也是聂震宁那一代作家的某种心灵写真，笔力所指虽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谁又能说对当下也不无重要的启迪与警示呢？